云南毒品犯罪的诱发原因(禁戒毒品 云南毒情形势与新型合成毒品)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毒品犯罪活动的诱发原因，广泛涉及历史、现实、经济、文化等极为复杂且相互交织的诸多因素，而尤其与所处特定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是境外毒源的侵袭污染。如上所举，在云南毗邻的境外地区尤其是中缅边界中下段边境沿线外侧“金三角”毒源地，毒品的年产量达数百、数千吨之巨，故尽管境外吸毒活动普遍消耗量大，但绝大部分的毒品仍需向外寻找销路。据有关资料介绍，以往境外毒品的走私外销，主要是取道缅、泰两国南部流往海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国际社会的敦促与支持下，缅、泰等国加强了缉查堵截，传统的贩毒通道部分受阻，加之境外民族地方武装山头林立、壁垒重重，于是紧靠中缅边界沿线外侧的大小毒品集团，便相继把目光转向我国，开辟所谓的“中国市场”并打通借道我国向海外走私毒品的“中国通道”。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境外毒品集团在拼命扩大罂粟种植面积并加快毒品“白色化”进程的同时，大肆对我国境内进行有预谋、有组织的毒品渗透。随着祸水的内流，吸毒活动有如瘟疫般地在境内蔓延开来，特别是在中缅边界中下段交通沿线、口岸、城镇等毒品过境之地，更是蔓延成灾。而境内吸毒人员的大量滋生及其对毒品的特殊依赖，又反过来刺激境外毒品源源不断地渗入，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致使云南成为毒雾弥漫的重灾区⁽¹²⁾。

另一方面是高额利润的驱动诱惑。高额利润的驱动诱惑和经济因素的内在作用，是造成云南边境沿线地区毒品问题的又一重要原因。首先，种植和收获都不需要什么复杂技术，把收获的鸦片再加工成海洛因等，所需设备和技术也很简单，生产成本很低，但利润却非常高。例如，种植一亩罂粟一般可收获鸦片7千克左右，经加工可提炼海洛因5千克左右，按云南境外价每克海洛因8元人民币计算，从种到收仅需要5个月时间，每亩产值就是4万元（其中生产成本不足5000元）。至于毒品的精加工，据悉，每提炼1克高纯度的四号海洛因，约需10克左右的优质鸦片（即10∶1的提纯率），则原料成本仅为4到5元，再加上加工成本至多六七元，但出厂价却高达20元左右，利润亦可达到200％以上。

而在毒品的走私、贩运和销售等流通环节上，各类毒贩更是无不以牟取高额暴利为其原动力。据调查，在云南边境沿线地区，尽管境外烟毒的价格各地不一且波动较大，但一经走私入境，几乎都要暴涨50％—100％，若再辗转流往内地还可成倍上升。正是这种骇人听闻的高额暴利，驱动着一群群境内外亡命之徒铤而走险。当走私贩将海洛因偷运进入云南西南边境的章凤、瑞丽、畹町、孟定等口岸后，每克价格就是40元；贩运到昆明价格就升到100元左右；而再贩运到成都、兰州、北京等地卖给吸毒者时，每克价就高达500元左右。我们算一笔账，情况就更清楚了，比如说一个毒贩从云南边境以每克40元的价格买1千克海洛因，用各种办法偷运到成都，又以每克500元的价卖给吸毒者，这样他只需投入不到5万元却可以至少获纯利45万元，利润率是900％。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了当时英国评论家托·约·登宁的一段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毒枭们进行毒品生产和走私贩运的现实，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和托·约·登宁上述论断的无比正确性。

目前全世界每年的毒品交易额在80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世界贸易总额的13％。正是这种比黄金价格还高几倍的商品所能获得的巨额利润，驱使生产者不轻易放弃毒品生产，而混迹于流动人口中的毒贩们，为了追逐巨额利润，则完全丧失理智，践踏人间一切法律，不顾杀头绞首的风险，丧心病狂地走私贩运毒品，而且批量越来越大，战线越来越宽，走私贩运手段更加狡猾，国际上的一切贩毒手段在国内都被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