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的麻醉品问题(禁戒毒品 美国禁毒外交源起的)

麻醉品使用的历史几乎与有历史记载的人类文明史同样悠久。最早的鸦片记录出现于史前文明的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之中。[1]在麻醉品尤其是鸦片被西方列强作为一种牟取暴利的商品而出现在康乐性消费的商品流通领域之前，麻醉品更多的是与各国的文化、宗教、医学联系在一起。在现代社会中，成瘾性麻醉品作为一种非法毒品而被人们所普遍认识的历史充其量也就一个世纪的时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人们对于麻醉品的获取与使用几乎处于一种没有任何限制的合法状态中。成瘾性麻醉品之所以发展成为世界公认的非法毒品，既源于它已经发展成为纯粹的为享受而使用的康乐性消费品，也与普遍存在的麻醉品成瘾性之祸而引发的社会性焦虑以及对成瘾的再认识密切相关。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仅局限于远东地区，即使在西方列强中，成瘾性麻醉品所带来的问题业已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19世纪期间，麻醉品问题基本上以鸦片类药剂的成瘾性为主。在东方，则以中国人吸鸦片烟为代表。在中国，医药用的鸦片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出现，作为康乐性享受物品的鸦片烟则主要出现于18世纪初。起初，鸦片烟主要流行于福建、台湾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富家子弟中，后向中原地区蔓延，吸食者与日俱增。因其导致白银外流与风俗败坏而引起清政府的恐慌，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发布了第一条禁烟令。但是，它惩罚的只是鸦片烟的销售者与烟馆的经营者，而对吸烟者并未采取任何惩治措施，所以，禁令并无什么实际效果。[2]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进口到中国的鸦片已达到16万磅；到了19世纪初禁烟运动之前，每年从印度运来的鸦片数量更是超过了72万磅。[3]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中国被彻底打开了鸦片合法销售的大门，进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

其中，19世纪40年代每年为650万磅，50年代就达到950万磅；而到了80年代，不包括从土耳其与波斯来的鸦片，仅印度每年出口到中国的鸦片就达到了骇人听闻的1 300万磅。[4]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也进入了鸦片中毒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穷途末路的中国经济已然与鸦片的税收密切相关，尤其是内陆的各省政府，鸦片的税收更成为其财政的重要来源。据鸦片贸易研究学者卡尔·托若奇（Carl A. Trocki）估计，20世纪初的中国鸦片年消费量约为5万吨。[5]所以，在经历了19世纪西方各国对华掠夺性的鸦片倾销之后，20世纪初，中国吸鸦片烟的人数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据不完全统计，不包括偶尔吸烟者在内，全国常年吸烟成瘾者——俗称“鸦片鬼”者竟达1 000多万人。[6]在现代国际禁毒运动开始之时，从一般的苦力到皇家大院里的人员，吸烟者遍布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无怪乎乔纳森·斯本士（Jonathan D. Spence）在研究这段历史后叹息道，鸦片使用之潮“已然全方位地波及了中国社会的所有阶层”。[7]

在西方诸国，麻醉品的使用则以食用鸦片以及注射吗啡为主流。仅就麻醉品成瘾的速度而言，西方人的这种使用方式较之中国人的鸦片烟更容易上瘾。作为倾销鸦片至华的首恶国家，英国在19世纪时期也同样面临着因鸦片类剂品而引发的成瘾性问题。除了没有任何法律限制的麻醉品使用外，更多的原因则来自人们对麻醉品知识的极度匮乏。这种状况导致了鸦片剂使用者遍及英国社会不同阶层，不仅仅是成年人，就连婴儿也难逃麻醉品的侵害。此外，由于价格便宜，使用者中相当部分的成员来自社会底层。在19世纪的医疗文献中那些被称为“鸦片食者”（Opium Eater）的，事实上也是鸦片酒的爱好者。如《一个英国鸦片食者的忏悔》（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一书的作者托马斯·昆西（Thomas De Quincey）就是如此。这些人或者喝鸦片酒，或者喝与鸦片相关的饮料。同样地，“吗啡食者”则包括那些注射吗啡或者用其他方法攫取吗啡的人。在大量的报道中，“鸦片食者”通常指的是那些吗啡以及鸦片的使用者们。至于那些吸鸦片烟的人则被划入另类。[8]

下列描述可以帮助了解19世纪的英国鸦片剂滥用的一些情况。

有关英国的一份题为《工厂体系掠影》的报告中，提到了工人使用鸦片剂的情景，还有使用鸦片酒来让小孩停止哭泣的现象。[9]1864年，枢密院的一份关于医疗事务的官方报告提到：“推销鸦片剂……是一些药品批发商积极推行的商业目标。而对于药剂师而言，这也是首要推销之物。”报告同时也指出大人们给婴儿喂食鸦片剂的现象。[10]马克思（Karl Marx）在其《资本论》（1867）中摘择该报告内容时，也谈到了英国工人中的鸦片剂消费者将鸦片剂喂食给孩子的情况。[11]1873年，一位英国的医生也曾这样写道：

在伦敦的三百四十五万人口中，我们可以发现四处都是一些将鸦片剂作为奢侈品消费的人群，尽管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人最初拥有这些鸦片剂仅仅只是为了医治久已成疾的神经痛或关节炎。这种现象并非集中发生在农业或工业区域，而是保持着一种安全的非常闲散的方式。真正的鸦片食用者分布在诺福克（Norfolk）和林肯谢尔（Lincolnshire）这两个区域。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既非闲散与意外，也非数量罕见。相反，它是一种受欢迎的习惯性物品，是当地的常见之物。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在一个周六的晚上访问并散步在劳斯镇（Louth）或维斯碧茨镇（Wisbeach）的街上，并仔细观察当地人经商的情景，很快就有可能有种稀奇的感觉。因为他会发现一些群众为了获取鸦片而集中在一些药店里，而且他们有特殊的渠道去获取鸦片。他们进入店内，放下现金，然后接受鸦片丸而去，其间没有任何的会话。例如，我在1871年8月的一个晚上走进了维斯碧茨镇的一家药店并在柜台上放下一分钱后，那药剂师就问：“……要最好的吗？”我点了点头。接着，他给我一个药丸箱并拿走那一分钱。其中，购买者完全无须说任何一个字。的确，你付钱后获得鸦片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些地区，接触鸦片的人涉及各个阶层，特别是那些穷困潦倒的阶层以及那些在其他区域里整天沉醉在酒精中的人群……[12]

英国曾有过一种叫做“格佛雷饮料”（Godfrey's Cordial）的鸦片混合剂，以其甜蜜和美味而风靡英伦三岛。一位名叫布罗金顿（C. F. Brockington）的医生在他的报告中就提到，可满足1.2万人用量的10加仑的“格佛雷饮料”，在被推向市场销售时，仅一周时间就被抢购一空。在其使用者中，包含了约3 000个2岁以下的婴童。他还写道：

更为大量的鸦片混合剂被告知在诺丁汉郡（Nottingham）出售……每一个在马斯兰郡（Marshland）的外科医生都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一个劳工的房子里不见鸦片的瓶子，没有一个孩子不接触这些东西。”……批发商药剂师报告了鸦片大量销售的情况，而一个零售商药剂师则在一年里售出了200磅的鸦片药丸以及“格佛雷饮料”……[13]

这些19世纪的资料所透露出的信息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要点：作为一种常见的药品或者康乐性的麻醉性商品，鸦片的使用在英国是非常普遍的；鸦片交易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在任何一家药店都可以买到，而且相当便宜；虽然早期使用鸦片者多为减轻身体某个部位的疼痛，但是，那时候的许多人已经将它作为“奢侈品”加以享受了；虽然鸦片剂的交易不受明显的法律约束，但它还是有一些集中销售的专门区域；至于不需言语交谈的交易情况则影射了人们心目中的一种道德罪恶感，而这与19世纪时，人们对它所具有的一种与酗酒相似的非道德的不良印象有关；鸦片的消费已经波及英国社会各阶层的男女老少；而在麻醉品消费者中所存在着的相当部分的社会底层人群，其经济条件的不足则意味着一旦成瘾就会招引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当然，这并非英国独有的现象，事实上，在大洋彼岸的新兴大国——美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经过了“成瘾者乐园”时代的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迎来其历史上麻醉品泛滥的第一波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