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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民众贩毒(禁戒毒品 抗日战争时期贩毒的泛滥)

导语: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民众贩毒属于禁戒毒品下的抗日战争时期贩毒的泛滥分支内容。本篇围绕禁戒毒品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民众贩毒主题,主要讲述贩毒,鸦片等方面医学知识。

东北沦陷区的民众贩毒

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东北民众饱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蹂躏,家破人亡,民不聊生。为了谋求生存,有些人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中偷种罂粟。有偷种必有偷贩。这些偷种偷贩者既是日本侵略的受害者,又是害人者。他们的勉强生存是以吸毒者们的慢性自杀为代价的。

从1943年起吉林的一批百姓因生活日迫,走上了贩毒牟利的道路。他们去产鸦片最多、价格又相对便宜的热河省买烟再向北贩运,一开始是乘坐火车随身携带,后来日伪方面检查严了,又改坐汽车、马车或干脆徒步贩运。过了一阵子这些办法也不行了,于是烟贩们花钱托火车司机或烧火的司炉代运。后来日伪方面命警护团仔细检查火车头以及司机、司炉本人,检查出烟土一律没收归警护团官兵个人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烟贩采用了吃运法。他们买进烟土后用三层避孕套装入一两鸦片烟,放在烫手的热水中泡软,使之成为半流体,又滑又软,空肚吞下十几个,然后乘火车而返。回到家里马上进食,静候肚子中的鸦片随大便排下,洗净剥出,卖给吸食者。烟土的本钱以一次10两计算,在热河买入是40元,加上往返火车费20多元,共60多元,在吉林卖出后可净挣200元。当然这一只挣不赔的买卖也不是没有风险的。有一次一个烟贩在热河叶柏寿吞下了鸦片,不料坐火车至打虎山时避孕套爆裂,中毒身亡。在进行尸体解剖寻找死因时发现了这一秘密,以后铁道警护团就强迫铁路人员将可疑的乘客在开通站下车,拘禁三四天。在这近100小时内任何人都不可能不排便的,于是在烟贩中有了“火车好坐,开通难过”、“开通是雁过拔毛的地方”等说法。但无论如何,空隙和漏洞总是有的,因此冒险贩烟侥幸过关者仍然不少。[101]

1944年6月,据伪满保安局一份文件《热河鸦片与走私》统计,热河每年生产的鸦片中有600万两流于走私,“按通过省境时的价格每两平均60元计算,约达3.6亿元之巨”。“走私者几乎全是满人,但在热河的2000名朝鲜人亦与鸦片走私有关联”。1943年一年热河共抓捕了走私者649人,缴获鸦片十二三万两。此外,从1937—1940年伪华北禁烟总局对热河烟土入口实行免税政策,间接地刺激了热河烟土流入华北。这一政策在1941年度一度停止,但从1943年起又重新开始实施,实际上对热河的鸦片走私起着引诱的作用。据统计,1943年热河走私入华北的烟土高达200万两。[102]

华北、华东沦陷区的民众贩毒

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后,日军通过禁烟局专卖的官土税重而价高,而私自贩运逃税后可获重利,因此有些无业男女便冒生命危险往返西北偷运大烟土。为了逃避在车站和列车上的搜查,贩运者利用人体器官秘密藏匿烟土。男人将大烟土搓揉成长条状,用避孕套在两头套上十几层,空腹不食塞入肛门内,妇女则把烟土包好后塞进阴户中,这些“肛门队”和“水门队”频繁穿梭北平至绥远包头一带,贩运大烟土。[103]

天津大毒贩石子文在“七七”事变后即勾结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大量制贩毒品行销各地。此人先后在涿县、天津西营门外,霸县堂二里和子牙镇等地共开设了5个制毒工厂,制造白面1万余两,另在平津两地开设土膏店3家,大肆贩毒。他还勾结日本人前往济南、河南、南京、上海等地贩毒,赚得黄金300余两。当时与石子文并称“白面大王”的还有康世清、康少山等十余人。康世清从1940年起即在天津小站与王景山等勾结日寇、汉奸开厂制毒。1942年他兼任日本宪兵队特务后更是有恃无恐,大肆制贩毒品,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共制毒40余万两。从1934年起就利用邮局职务之便贩运毒品的刘树人(又名刘家森)在这一时期也伙同石子文等人在天津、宣化、小站等地开厂制造白面。[104]

1939年,傅作义部进驻河套地区,动员全民抗战,禁种大烟。此后,从河套东面的沦陷区就有些平民潜入河西贩运鸦片,若被关卡查获,轻者没收,重者坐牢以至枪毙。烟贩们为了逃避关卡检查,有的将烟土包扎成圆柱形,塞入自己的肛门内,有的表面上是用棺材装死人,实际上是挖空棺材板壁或在死人的尸体内填装鸦片偷运,有的把鸦片缝裹在羊尾巴上,以赶羊为掩护实行偷运。最常见的则是在衣服、行李、用具中进行暗藏夹带。[105]

在山西应县也有一些不顾国难当头大肆贩毒的人,如南河种村的毒贩洪七娃、洪八娃和茹越口的姚某等,均与汉奸紧密勾结,以售其毒。在当地民办而由日伪政权公助的晋北烟土组合与私贩们各行其道,各显神通。前者走平津一带,后者或西出包头或南下太原、河南,再分散各地。[106]

山东济宁沦陷期间,有领照营业的“三义成”、“德隆”等土药店,经营销售来自滕县、羊山的“草货”,每两3—5元,来自口外的“北土”,则每两索价10—20元不等。济宁还有“盛华”、“鸣石”、“寿康”、“洪园”、“新新”等13家土膏店,他们都从土药店或毒贩处购得烟土,再加工成烟膏、烟棒零售的。此外另有约200余家私烟馆以及长途贩运、囤积储藏、零整批发,提供烟土货源的大毒贩数十人。这伙人资金雄厚,交游广阔,兼营烟土和海洛因,号称“黑白大仙”。他们能呼风唤雨,仗着贩毒发财致富,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佟坤元、张福林、贾广义、钱玉彬、曾广誉、时耀亭等。[107]

在江苏昆山,青帮通字辈、新镇制毒惯犯刘厚吾在“八一三”战事后又勾结部分广东大埔同乡开设土膏行,串通黑道,贩运白粉、红丸。刘特意长期雇用四个朝鲜浪人假冒日本人,横行城乡。杜月笙的门徒、浙江台州人罗秀江、罗秀山兄弟抗战前就几乎垄断了昆山的鸦片买卖,二罗开设的“祥生”、“祥泰”土膏行专营批发兼做零售,销量占全县的80%以上。昆山沦陷后他们又勾结日伪,与黄金荣的门徒一白相人合伙,恢复“祥泰”土行。这一白相人收徒500余人,二罗为了利用他的恶势力,高薪聘请他为经纪人。抗战前,曾在周市更楼桥以开茶馆为名,设赌贩毒甚至纵徒抢劫分赃的胡维藩,在昆山沦陷后搬进城里,与安庆同乡数人合伙在南街口开设土膏店,其烟土来源主要从祥泰行以较优惠的价格买进,此外一部分由苏北大亨、原上海法租界捕房督察长金九龄负责提供。此外还有一些专贩白粉的,他们同样与日伪势力、帮会狼狈为奸,运销牟利,坐地分赃。[108]

浙江西部沦陷后,受日军毒化政策的影响,吴兴县城内即有烟馆200多家,并雇用女招待,迷惑烟客;安吉县梅溪镇上有7家鸦片馆。此外安吉、孝丰、长兴各县都有一些人在暗地贩卖鸦片,进价为1两20元,但带到吴兴即可卖到1两60元。[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