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港记公司贩毒(禁戒毒品 抗日战争时期贩毒的泛滥)

成立于1938年的港记公司是抗战时期有国民政府政治背景的国统区内实力最强的贩毒机构，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是杜月笙。

1937年11月27日，杜月笙从上海秘密登轮抵达香港，直到次年4月23日才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委员，拿着国民政府的经费开办了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杜月笙居住香港期间人生地不熟，收入较上海时锐减，于是开始筹划做新的生意。与此同时，孔祥熙在重庆为如何把蒋介石以禁烟为名从川康滇黔各省掠得的大量烟土出手变卖而发愁。最后，孔祥熙决定通过刘航琛函召杜月笙前来，当面商议如何利用杜的老关系来推销这批鸦片。

经过此次密谈双方商定组建港记公司，在重庆和香港分别设立机构，负责经营将大西南烟土运往香港的生意。表面上由顾嘉棠出任公司经理，而事实上杜月笙才是公司的主宰，并直接负责对外接洽。孔祥熙派出爱女孔令伟（即孔二小姐）常驻香港，负责管理烟土经销款项。具体的运作方案是戴笠用军统局或货运管理局的军用汽车将烟土以“军用品”的名义运到广东韶关。杜月笙再用“赈济委员会”的汽车将货以“救济品”的名义从韶关运到香港。然后由杜月笙留在上海的门徒与日伪当局联系，用军舰或外轮将烟土转运到上海，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倾销。消息传出后，香港的鸦片商人也想插上一脚，纷纷找杜接洽，有的愿意先付定洋向他购买鸦片。1939年，杜月笙共接收了价值3000多万元法币的烟土定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后，港记公司的鸦片生意这才停顿下来。

在此之前，杜月笙探悉有3800余担烟土在涪陵白岩洞中封存冻结多时，不准启运，于是想办法找门路欲包揽这一大笔鸦片生意。杜月笙首先找到了川康绥署副主任潘文华的胞弟、四川银行董事长、重庆银行总经理潘昌猷，然后又求见蒋介石等人。同样希望将存土变卖换成现金的蒋介石对杜月笙的计划表示同意。[110]

但要把大宗毒品运出去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方可通行，而时任行政院院长兼行政部部长的孔祥熙就是卡住不发。杜月笙无奈，只得通过四川袍哥、八十八军军长范绍增塞给孔祥熙一张500万元的支票，次日港记公司就拿到了梦寐以求的财政部放行证明文件。港记公司与重庆银行商定，这批烟土每两向川方支付3角2分烟价并支付印花税金，全部货款交重庆银行的香港办事处。

1941年夏港记公司装载2700箱涪陵烟土的40辆汽车在戴笠派出的一排武装特务的押运下，通过烽火连天的战区，安全运抵广西镇南关，然后分散销售到香港和沦陷区。

港记公司承运这批烟土共获利3500万元。除了向重庆银行香港办事处支付前已商定的烟价之外，又给了范绍增100万元，王晓籁、叶焯山各5万元。余款大多由杜月笙和戴笠平分，钱新之、顾嘉棠也分到了一些。[111]

港记公司的生意按特业业内人士的说法，是“官僚资本对整个‘特业’所干的一次大掠夺……把烟商连本带利一起吃光，暴利之巨，无法计算”。[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