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毒品贩子对华中地区的早期渗透(禁戒毒品 华中宏济善堂的贩毒活动)

清末民初，随着中国禁烟运动的深入开展，英国鸦片势力逐渐从中国毒品市场退出，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毒品贩子。一般说来，英国的鸦片贩子主要在通商口岸经营大宗鸦片批发业务，很少深入内地进行零售毒品活动。日本的毒品贩子在中国毒品非法市场上不仅经营批发业务，同时也做零售生意；不仅在日军控制的区域肆无忌惮地进行贩毒活动，而且敢于孤身闯入非占领区挑战中国政府的禁毒机关，进行非法活动。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军抢夺了俄国在中国的部分地盘，控制了辽东半岛，设置了关东州，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中国大陆实施毒化政策。殖民当局先是实施鸦片特许制度，允许特许商经营鸦片生意，鸦片税同时成为殖民当局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不久，中国自上而下开展了全国性的禁毒运动。殖民当局看到了中国毒品市场的巨大利益，试图通过政府垄断制度，最大限度地攫取鸦片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利益。尤其是加来佐贺的《关于中国鸦片制度的意见》，对于日本对华毒化政策起了关键作用。该文件认为，中国有42000万人，按5％吸食鸦片的比率计算，2000万吸食者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如果采用专卖制度，每年可以获取554000000日元。正是这个意见书，确定了日本在中国各个占领区采取鸦片专卖制度的基本方针，同时也确定了日本毒品贩子积极向非占领区进行毒品渗透的风向标。

从1915年开始，日本关东都督府宣布直接经营鸦片，将特许权授给大连“宏济善堂”。从此，大连成了日本毒品走私的中心城市。日本的毒品贩子不仅在天津、青岛、济南、沈阳等中国东北、华北大城市进行猖狂的贩毒活动，而且频繁南下，向划入英国势力范围的华中地区强行进行渗透。由于日本毒品贩子向华中地区走私毒品起初属于零星走私性质，试图弄清其确切时间既是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

从海关查获的记录和媒体的连续报道来看，日本人向上海走私毒品从1915年开始变得十分频繁起来，旅居上海的2万日本人，与毒品走私有关者不在少数。1920年11月，日本毒品贩子高桥一郎将一批价值150万元（100件）的鸦片运入上海，被海关查获，曾经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1921年1月，在日本邮船八幡丸号上查获毒品走私。发现铃木氏以神户为根据地，连续向上海等地走私毒品，每次获利16000～20000元之间。

1923年，在上海查获的各类毒品走私案件中，90％是由日本的船中查出的。

1926年，江海关在一年共查获鸦片100500公斤，多是日本商人所为。

1928年，日本驻中国使馆官员岩村成允在《中国取缔鸦片情况》中承认，吗啡在中国流毒越来越严重，北方以大连为集散地，南方以上海为中心。自欧美进口的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大多在日本神户港卸货，改装后分别运到大连和上海。从事这种生意的多是日本人，他们往往在船上与中国毒品贩子谈好价格，然后把毒品交到中国人手中。有的人是把毒品隐藏在百货之中运入目的地的。

1929年，在汉口发现日本人的海洛因加工厂，机器设备全是从德国进口的。10月到12月，在上海连续查获四起日本商人大宗走私的毒品案，其中一次查获的鸦片高达“四五百箱”之多，另一次查获的鸦片有27麻袋，总数在30000两左右。

1930年11月20日，在浦东招商局附近的码头上查获德国货船克洛梭号装载有大量鸦片，数额为100箱，重量有19400磅，价值100万元。经查实，这宗毒品的主人是日本人。⁽²⁾

1931年6月5日，在上海查获日本邮船贩毒案，在邮船社多本丸号上一次查获的海洛因就有179磅。与此同时，实际属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铃木商店、高田商会等所有的几艘“社外船”经常航行在西亚到东亚的航线上，主要运载土耳其、伊朗的鸦片。高田商会的主持人承认，有一次曾将36000两的海洛因运到上海。⁽³⁾

从上述的简要叙述中可以看出，日本毒品贩子自1915年开始加紧向华中地区进行毒品渗透，贩运数量越来越大，气焰愈来愈嚣张。滕原1934年在《鸦片制度调查报告》中指出：“上海是南方违禁品输入的关口。吗啡及其他麻醉品也多在此地集中。从日本输入的数量想必更多，但无法弄到确切的统计……旅居上海的日本人约有2万人，与违禁品交易有关者当不在少数。但不像天津那样明显……但日本人在上海走私运入违禁品是事实，其策源地是大阪及神户。”⁽⁴⁾

正是这种毒品走私渗透，严重加剧了长江下游城市的犯罪，黑社会利用它牟取资金，政客利用它互相敲诈勒索，不法分子利用它挑起政治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