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以前的华中禁毒运动(禁戒毒品 华中宏济善堂的贩毒活动)

1935年，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发布“两年禁毒，六年禁烟”命令以后，在国民政府的所有辖区内立即开展了严厉的禁烟禁毒运动，华中地区人民积极响应，党政和军事机关积极投入，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南京市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由于观瞻所系，禁烟禁毒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1934年12月5日，党政军警当局召开联席会议，参加的机关有南京市政府、司法行政部、警备司令部、首都警察厅、禁烟委员会，组成首都肃清烟毒委员会，推选叶楚伧、朱培德、刘瑞恒为常务委员，以赖琏为秘书长，以孔祥熙为筹款组主任，以谷正伦、陈焯为搜捕组主任，以刘瑞恒为医务主任，以石瑛、王祖祥为管理组主任。目标是在最短时间内消灭鸦片烟毒。会议之后经过动员，搜查组、宪兵、警察全体行动起来，搜捕各种鸦片烟犯，便衣侦探四出巡查，就是在星期天也照常上班，2个月内搜获的鸦片烟具堆积如山，捕获烟毒罪犯多达2000余人，由于市内看守所有限，犯人拥挤，无法容纳，卫生事务所临时添设戒烟医院，一面强制戒毒，一面视其情节轻重，判处徒刑，收监执行。卫生事务所除了原来附设的戒烟医院外，又添设邓府山、信府河、仁育堂、下关、鼓楼等5处，合计可以容纳2000人同时戒毒。收容的烟毒患者不论年龄老少，一律限制在1个月内戒断毒瘾。至于贩运、销售和使用毒品（即吸食海洛因、吗啡、红丸）者，一经查出，立即解送警备司令部，讯明属实，依法处以极刑。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共枪决毒品人犯26人，其中贩卖毒品犯23人，复吸毒品犯3人。此外，决定每年定期举行“六三纪念日”宣传活动，利用广播、传单和标语大力宣传鸦片烟毒的社会危害。民众教育机关亦全体出动，发表演说，要求人人了解毒品危害，互相勉励，远离毒品。“此次赖各机关合作办理得法，几将南京有悠久历史之烟毒完全肃清，成绩之佳，开近年来禁烟之新记录。”⁽⁵⁾

江苏禁烟划归军事委员会行营办理后，即成立禁烟委员会，专门负责取缔鸦片私运、烟民登记、戒烟事宜。禁种罂粟由民政厅办理，烈性毒品案件划归警备司令部办理。禁种方面采取五项措施：1.印发禁种烟苗白话布告，分发各县，广为张贴。2.印发“奉令严禁栽种鸦片，违者处死刑”之简短条示，遍贴各村落。3.规定切结式样，令县责成区、乡、镇、保、甲长等，挨户告诫，取具“如敢种烟，甘处死刑”切结。4.烟苗下种时，派委员分赴各县，会同县长，邀请各界举行演讲，或组织宣传队分头宣传，并将布告等肩牌示众。烟苗出土时，派委员赴各县抽查。如有发现，立即督饬铲除，并报请将各该负责人员及种户等法办。此项抽查得秘密行之。5.种烟之田亩一律没收，但业主自行举发者，不在此项。这些措施实施后，立见成效，各级禁烟委员查拔烟苗极为认真。在取缔贩运和吸食毒品方面，江苏省制订和颁布了30种条例，⁽⁶⁾使禁烟禁毒的各个环节均有法可依。在禁止私运和私售方面，江苏自各地招收80人，经过严格培训，分别派往各地稽查私售，到1936年4月，查获各种烟毒走私犯19398人，检举20058人。按照《禁烟禁毒实施规程》规定，禁吸的首要任务是清理烟民，登记注册，填发限制戒烟执照，然后按照烟民数量和年龄，分期分批强行戒除毒瘾，到1940年完成禁吸任务。江苏省在1934年6月1日制订并颁布了烟民登记办法，要求在3个月内完成登记任务，到9月1日，登记烟民184980人。年底再次举办补行登记，而后又进行了自新登记，到1936年共登记烟民305432人，领取戒烟执照的有278129人。在此基础上，设立戒烟院所，规定每年至少须有1/4戒绝，按年龄分为四期戒烟：凡年龄在30岁以下者，至迟在第一年（1935年）戒绝；30岁以上40岁以下者，至迟在第二年（1936年）戒绝；40岁以上50岁以下者，至迟在第三年（1937年）戒绝；50岁以上者至迟在第四年（1938年）戒绝。到1936年9月共有127935人戒除了毒瘾。对于鸦片销售，规定由禁烟委员会招商承办，但土膏行店必须逐年递减，不准增加，四年期满，一律停止营业。“土膏行须直接向指定之公栈或分栈购买土膏，发售于土膏店，再由店零售于购吸人。”江苏省的禁政办理得极为认真而富有成效，在全国起了模范作用。⁽⁷⁾

浙江省自1927年以后，历届政府对于鸦片烟毒均采取积极打击态度，流毒危害不太严重。特别是自1932年8月召集全省会议，制订各种禁烟条例，积极查处各种鸦片犯罪案件以后，到1933年已经基本消灭了罂粟种植。从1934年开始重点打击制造、贩运和销售，到1936年共查处各种毒犯10100人，处死30余人。全省戒烟院所200余处，陆续戒断36626人。浙江省到1936年在禁烟禁毒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⁸⁾

1934年，江西省在正处于国共两党军队交战时期，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之后，因忙于肃清其残余，也顾不上禁政的实施。1935年，江西省开始严格执行军事委员会的禁烟禁毒法令，先后捕获案犯3600余人。“一时警局法院，几于无处收容，而当局为彻底肃清计，仍继续搜捕。”“凡吸食鸦片者，缉获后移送地方法院，收押处分。如系贩卖及吸食红丸、白面及海洛英烈性毒物者，不论何人，立即解送警局侦讯，依法处刑。”江西1936年登记的烟民人数为137731人，1939年戒断毒瘾的人数为40339人。江西历来种烟不多，查禁罂粟相对容易。在宣传方面采取了多种形式，或定期举行禁毒宣传周，或开动广播机器邀集名人演讲，或巡回放映拒毒幻灯，不遗余力。该省对于公务人员的戒毒和查验特别重视，“限期禁绝公务员吸食烈性毒品，如逾期查觉，即执行枪决。其介绍人及保人如知其吸烟不举发者，亦连同作罪”。为禁绝公务人员吸烟起见，专门设立江西全省公务人员吸烟硬戒所。“公务人员经察觉调验确实者，立即褫职，押送戒烟所，依照规定执行硬戒。”禁止与亲属及任何人会晤与通信；每日由所给膳二次，每次白饭一碗，盐水一碗，此外不得给予任何食品或饮料；不得吸用任何戒烟药品。“硬戒人在所死亡者，每名发给葬埋费10元，饬由家属领回殡葬。硬戒人如已戒尽，该所应即报请保安处指派医师验明后，由处转呈省府移送法院依法治罪。”⁽⁹⁾所以，在禁烟禁毒方面，江西省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安徽对于禁烟禁毒一事，也办理得极有成效，在1937年登记的烟民人数为223181人，1939年戒断毒瘾的人数为25937人。对于烈性毒品的传播处罚尤为严厉。“在屯溪车站竖立高大木牌一面，上书‘吸食红丸者枪毙’六（七）大字。故徽属各县吸红丸者现已销声匿迹。”⁽¹⁰⁾贩运吗啡犯叶虎臣被捕获后，立即被处决，在安徽省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湖北省在6年期间也拟订了许多禁烟法令，规定极为缜密。“全省实行严禁种烟，民众有抗拒者，格杀勿论，区、保、甲长连带负责。”⁽¹¹⁾1935年调查结果显示，全省烟苗已经全部铲除。1936年登记的烟民人数为223181人，1938年戒断毒瘾的人数为62964人。禁烟禁毒，确有显著成效。

禁售与禁运也是禁烟禁毒运动的重要环节，控制了销售和运输，就等于控制了毒品的来源和消费。按照《禁烟禁毒实施规程》规定，在限期禁吸的情况下，应当允许一部分人在过渡时期继续吸食，既然允许吸食，就必须有所供应，并相应准许合法运输。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土膏店必须予以取缔，然后按照需要设立一些由政府严格控制的机构，向领有吸食执照的烟民供应鸦片烟膏。在禁运方面，按照规定章程办理，严格控制四川到湖北之间的航路，严格控制陕西、甘肃之间的铁路运输，“特许商人遵章采办边省烟土，经指定路线，采交公运、联运或监运，运至设有公栈地方，交栈保管。由特许设立之土膏行店，照章购售”。⁽¹²⁾

关于防止私运，系由禁烟督察处组织缉私部队负责，布置在交通要道上反复查验。关于防止私售，勒令土膏行栈一律关闭，由各县市政府暂时设立管理所，向禁烟督察处设立的公栈领取烟土，配给烟民。根据禁烟督察处统计资料，1936年8月，由长江上游向中下游地区运输的鸦片数量迅速减少。例如，1935年1—7月，九江为186546两，南昌为870874两，而1936年1—7月九江只有103758两，南昌只有553549两。同一时期，上海由5192395两减少到3704636两，安庆由332469两减少到257378两，大通由162917两减少到95364两。于是发布严格督察令，督促查禁私运，处理渎职人员。

关于华中地区的禁烟禁毒的措施与效果，还是看一看汪伪南京内政部长梅思平在南京看守所的笔供吧！

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最大之决心、最周密之计划严厉执行，方得略见成效。当时实施之办法约略如左：一、　关于毒品如白面、红丸、吗啡等采即时禁绝主义：凡制造、贩运者均处极刑，吸食者一年以后亦处极刑。二、关于鸦片则情形比较复杂，故采五年禁绝计划：吸食者依年龄限期勒戒，未戒绝前领照限购；贩运者亦指定特业商人，由军委会严格管理，统制配给；至于种烟省份则有种种原因，不能一时禁绝，于是限定若干边远区域，令其逐年减少。其余各省则绝对不得种植鸦片。违者，地方官与种农连带负责。此抗战以前禁烟制度之大略情形也。行之二年，成效已著，尤以苏、浙两省办理最有成绩。如无战事发生，则五年禁烟计划十之八九当可完成。⁽¹³⁾

另外，东京审判时上海公共租界警察局警官奎尔的证词也是这样：

萨顿检察官：日军占领前，在上海地区，公然买卖鸦片的情况，有？还是没有？

奎尔证人：根本没有。……在严厉的法律下，上海的人们不愿冒着被处以非常严厉的处罚的危险……如果做这种买卖的话，有的会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

……

萨顿：日本占领以前，上海地区的麻醉品……的贩卖情况如何？

奎尔：1938年以前，在上海没有看到过大量的麻醉品。关于麻醉品，中国人有个习惯，就是吸食红色块状的鸦片（即红丸）。它是由鸦片的渣滓、海洛因、糖精以及染色的药做成的。但是，这种习惯被逐渐清除，到1938年至1939年前后，已经很难看到。但是，就在这年以后，海洛因的数量逐渐多了起来。⁽¹⁴⁾

总的来说，华中地区各级政权在1935年到1938年为制止鸦片烟毒在该地区的泛滥进行了一定努力，特别是在战火尚未燃烧的地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是值得肯定的，国际社会也是承认的。1936年，国际联盟调查报告认为，中国国民政府在禁止鸦片种植和贩运方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¹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