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历史的鸦片战争(禁戒毒品 悲壮的鸦片战争及鸦片贸易合法化)

英帝国的战争喧嚣

当虎门升起焚毒之烟时，英国的鸦片商人正在策划发动一场对华战争。

1839年8月7日，颠地为首的鸦片贩子在伦敦召开会议，然后集体去见英国外相巴麦尊，敦促英国政府对华进行武装干涉。另一个大烟贩查顿回到国内后，更是迫不及待地向英政府提供中国的情报，出版《鸦片问题》小册子以进行颠倒黑白的宣传，甚至为英国军队设计好了作战方案。查顿的能量使他成了鼓动战争的鸦片贩子集团的领袖。

在中国的英国鸦片贩子们也在配合行动，义律致函巴麦尊，强调鸦片贸易对不列颠帝国的重要性，要求对中国不宣而战，而且“使用足够的武力，并以西方国家对这个帝国所从来没有过的最强有力的方式，进行武力行动的第一回合”。义律还提出了用部分赔款换取英国在广州、宁波、厦门和南京等地的十年通商权利的建议，这使巴麦尊大感兴趣。 ^[1]

与此同时，英国的纺织工业资本家集团也在为发动战争而紧张地活动。9月，利物浦印度协会写信并派代表谒见巴麦尊，敦促政府采取措施。曼彻斯特的39家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工商资本家也请求政府给中国以打击，并“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 ^[2]

在鸦片贩子集团和纺织工业集团的推波助澜下，英国政府发动对华战争的意向日趋明朗化。10月1日，内阁会议决定：“对三分之一的人类的主人作战”，“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并训令印度总督对于我们兵船司令所采取的任何必要行动予以合作”。 ^[3]

关于这场一个半多世纪前的战争的原因，史学界至今仍有争议，其观点主要分为鸦片战争论、通商战争论和文化战争论。事实上，英国保护鸦片贸易、阻挠中国禁烟是引起战争的直接原因，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驳倒的。曾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说过：“这场臭名昭著的战争，是为了迫使中国人同意继续进行不道德的贸易而发动的。” ^[6]

因此可以说，历史上也许还没有一次战争像1840—1842年发生的鸦片战争那样臭名昭著。

广州湾的炮声

鸦片战争爆发于九龙之战。1839年9月4日，装备着28门炮的英舰到达中国海面后，派出小炮艇“路易沙”号驶往九龙，下午二时，该艇以索取酒食为名向中国水师靠近，并突然开火，中国水师还击，击退了挑衅者。11月，九龙之战后两个月，英国侵略者又挑起了穿鼻之战和官涌之战。由于林则徐戒备较严，英军只好改变策略，离开广州，北窜侵犯东南沿海。

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率英舰48艘，大炮540门和士兵4000人，驶往东方。6月，英舰主力到达广州湾，除留下部分船只封锁广州外，于7月进犯厦门，接着北犯浙江，攻陷中国第一座县城——定海。然后于8月到达天津，向清政府递交照会，要求赔款、割地、通商。

英军北犯，引起了清廷的恐慌。穆彰阿、琦善等宣扬英军之来是林则徐禁烟造成的，而且英军“船坚炮利”，“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此时的道光帝惊慌之中，动摇了当初的厉禁决心和抵抗政策，从目空一切的“虚骄心”，转而对英国取妥协的立场，先派琦善赴天津与英人谈判，后于9月17日任琦善为钦差大臣并署理两广总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将林则徐与邓廷桢革职查办。琦善到广州后，一改林则徐之所为，但在谈判中亦不敢满足义律的割地要求。1841年1月7日，英军突袭大角、沙角炮台成功，义律提出《穿鼻草约》，要求增辟通商口案和赔偿鸦片损失费600万银元。面对英军的无理要求，琦善尽管态度暧昧，但没有在草约上签字，道光帝亦感到英国的过分要求有伤“国体”，遂于27日发布诏令对英宣战，调各省绿营兵前往广东参战。英军即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于2月攻占虎门，进逼广州。时琦善已被革职查办，奕山任靖逆将军，由于清军军事素质落后，战力低下，统兵大员多贪生怕死之辈，5月底，广州失陷。清廷被迫订立《广州和约》，向英军交付600万元赎城费。

英国政府看到腐朽的清军不堪一击，遂改派璞鼎查（Sir Heury Pottinger）为全权代表，率军扩大侵略战争。8月，璞鼎查进占厦门，9月再犯定海，克镇海，陷宁波。在战争中，鸦片已使清政府初尝恶果，军队因吸食鸦片而丧失战力的噩耗时有所闻。例如在浙江前线，前营总指挥张应云率部接近英军时，岂料这位大人烟瘾大作，不能视事，遂向慈溪退却，“张应云犹卧吸鸦片烟半时许，始踉跄升舆而走”。清军一路连败，英军北上于1842年6月攻吴淞，下宝山，得上海，接着溯长江西犯，攻克镇江后，直抵南京城下。这时，赶到南京的清廷代表耆英、伊里布急忙乞和，接受英国提出的全部条款，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严格意义上说，对英国而言，这场军事行动并不是一场伤筋动骨的战争，他们最初仅仅出动了3000人，兵力最多时亦仅万人，充其量只是一次武装冲突；但对中国而言，却是一次震撼天朝、千年巨变、改写历史的战争，这不仅因为它是近代以来西方给予中国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更重要的是中英《南京条约》所带来的影响。

从《南京条约》到《望厦条约》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的代表耆英、伊里布和牛鉴与英国政府的代表璞鼎查签订了《南京条约》（《江宁条约》），这个城下之盟是在“英舰队的炮口和英军即将攻取南京的威胁下强加给中国的”。 ^[7]

这个中国近代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共13款，主要内容是：一、割让香港给英国。二、赔款2100万银元，四年内交清。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四、取消“公行”制度。五、协定关税。

1843年7月22日，耆英与璞鼎查在香港议定《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10月8日，他们又在虎门订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英国人从中又夺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在通商口岸租赁房地的权利。

作为鸦片战争的另一个后果，美、法殖民者也跟踪而至，以分尝英国战胜中国后的一杯美酒。尤其是美国，因为它在战前曾是英国人贩卖鸦片的伙伴，所以似乎更理所当然。1843年5月，美国总统派顾盛为全权代表，来中国谋求取得与英国相同的特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位顾盛本来就是一个走私频繁的鸦片贩子，他具有在广州贝金斯洋行走私鸦片30年的不凡经历，后衣锦还乡，用鸦片烟钱投资实业，并成了国会议员。1844年7月3日，顾盛与耆英在澳门的望厦村签订了《望厦条约》，共34款，除了没有割地赔款一条外，不仅取得了英国在此前三约中的一切特权，而且还在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方面有所扩大。因此顾盛曾得意洋洋地向美政府报告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及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个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 ^[8]

1844年8月，法国也派专使拉萼尼来华讹诈，10月24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与拉萼尼签订了《黄埔条约》，法国如愿以偿地取得英美所得到的各项权利。从此，中国的大门被迫向资本主义的西方开放，中国的主权遭受严重的破坏，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需要补充的是，在鸦片战争过程中，鸦片走私并未因纷飞的炮火所停止，大鸦片商查甸和颠地洋行的走私船，依仗着英国舰艇的保护，尾随英舰而北上。英军每占一地，他们就不失时机地上岸推销鸦片，事后他们也知道“知恩图报”，将鸦片的部分利润充作英军的军饷。 ^[11]

战争是由英国向中国推销鸦片而引起的，但在各个中英条约里，鸦片竟一字未提。据伊利布的亲信张喜在《抚夷日记》中载，南京签约前，英方即要求鸦片开禁，他们表示“亦须作为官物，嗣后愿加重纳税”。另据黄恩彤的《抚远纪略》所载，英国后在《虎门条约》签约前，又派马礼逊要求鸦片开禁，并交出照会，理由是以前中国禁烟，中英商人在海上照常贸易，结果，禁烟是“名禁实不禁”，因此不如承认鸦片贸易为合法，这样，中国税收必能增加。而清朝官僚们认为用不着在条约上特别写明鸦片贸易为合法，在谈判中，当璞鼎查要求耆英在鸦片问题上采取“明智”态度时，耆英竟然答道：“不管外国商船带不带鸦片，中国不必查问，也不采取任何行动。” ^[12]双方就此取得了谅解，英方也就放弃了原来在条约上写明鸦片问题的主张。这样实际上，双方默认了鸦片贸易的继续存在。另外，条约规定的赔款中的600万元白银，是作为被林则徐缴获焚毁的鸦片的赔偿的，这也在事实上默认了鸦片贸易的“合法性”。

只有中美《望厦条约》曾提及鸦片。该条约的第三十三款记载：“合众国民人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