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毒品滥用的原因分析(禁戒毒品 云南毒情形势与新型合成毒品)

毒品问题是种植、制作、吸食、贩运毒品一系列过程的综合体，是全方位、立体的，构成了一个“毒品产业”的恶性循环系统，毒品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着其产生原因的复杂性。毒品犯罪是全球性社会公害，中国更面临严峻的形势。20世纪80年代初期，原已基本禁绝的毒祸又在边境地区泛起，死灰复燃。然后又以极强的辐射能力扩展，从边疆到内地，从农村到城市，由初级品等向海洛因等制品转化的势头方兴未艾。据权威部门透露，经过不断“北上”和“东进”，吸毒局部最严重的地区，已由地处一隅的云南扩散到西北、东北、华北、华南等广大内地，甚至接近国际大都市水准的特大城市北京、广州、上海，吸毒问题也达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其诱因主要表现为：

历史的视角

鸦片战争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其中以大英帝国为首，美英俄等国步其后尘，大肆向中国倾销鸦片；袁世凯时期与民国政府期间，军阀混战，西南军阀更以贩运烟土作为军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期间虽各政府一些有识之士都主张禁毒，但都只能扼腕长叹，以失败而告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针对这一痼疾，开展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肃清了毒祸，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在沿边境民族地区，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有部分染上毒瘾的烟民错过了接受改造的机会，几十年来一直断断续续吸毒，成为烟民中的“钉子”和堡垒。有专家分析，这一特殊的吸毒群体，不仅为数可观，一般占当地吸毒人数的10％—20％左右，而且多为有一定声望和影响的长者，其吸毒活动在群众中有不可低估的示范效应和极坏的影响，成为沿边地带一大极为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

另外一个历史事实也不可忽视，原据守滇南的国民党的李弥第八军，面对解放军凌厉的攻势，兵败如山倒，兵团主力数万人被歼于元江河谷东岸，但下属的七零九团逃离国土，直窜“金三角”，后历经沧桑，奠定了毒品“金三角”的基本格局，成为后来毒品在中国泛滥的一个祸根。

地理环境的视角

毗邻云南境外一侧的“金三角”，是世界有名的毒品生产地之一。在云南西南部境外一带，长期以来对方实际实行的是“以毒养军，以军护毒”的政策。目前，云南境外的“金三角”一带年产鸦片2500至3000吨，这些鸦片及加工品销往哪里去呢？其中一部分是通过海上通道贩往世界各地，而相当一部分最便捷的途径是由贩毒分子非法贩入云南，再贩往全国各地，或经云南再贩往海外。上述毒品的产销格局在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因而毒品对我国的危害在短期内也就不会完全消除。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多民族杂居区，历来是我国内地通往中南半岛和印度次大陆的重要通道，历史上就曾是烟毒重灾区。早在鸦片战争前后，在英法殖民主义者的推动下，烟毒从印缅等周边邻国传入云南边境地区，并不断向内地蔓延扩散。给我国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部署下，中共云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从云南的实际出发，按照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分类指导的原则，充分地发动和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禁烟禁毒运动”和各种社会改革，在较短的时间内，便使烟毒基本禁绝。

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开始大力贯彻对外开放的方针，积极开展对外交流的同时，云南沿边境一线因毗邻臭名昭著的“金三角”毒源地等诸多因素，致使毒祸又率先在边境地区沉渣泛起，并逐渐向本省靠内地区和省外蔓延扩散，不仅严重危害各族人民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干扰经济建设，而且对云南全省乃至全国的毒品问题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关于云南境外的毒源，从目前已知的情况看，可以说在整个4000多千米的边境沿线外侧，基本上都是毒源地，区别仅在于种植面积的大小与精加工能力的有无。而最臭名昭著的又是号称世界三大毒窟之一的“金三角”。广义上的“金三角”，包括缅甸东北、老挝西北及泰国北部面积约20万平方千米的广大地区，其北缘地带沿中缅、中老边界抵达我国保山、德宏、临沧、思茅、西双版纳5州市境外。

“金三角”地区的毒品种植面积和产量，20世纪90年代初最盛时曾经达到种植面积10万公顷，年产鸦片3000吨、海洛因近200吨，后随着包括我国在内的严厉查缉堵截和替代种植的积极推进，到2005年《联合国禁毒报告》显示罂粟种植面积大约近3万公顷（有40多万亩），较之2004年同比下降26％。2006年经云南省公安禁毒部门通过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测量，种植罂粟的面积约1.4万公顷（20多万亩），从而降至100多年来的最低点。

然而，尽管“金三角”地区以鸦片、海洛因为代表的传统毒品近年来已明显减少，但取而代之的新型合成毒品却在急剧上升，因而仍是对我国危害最大的境外毒源地，毒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毒品种类增多，新型合成毒品异军突起，与传统毒品形成并驾齐驱的态势，影响恶劣，危害严重。

首先，边境沿线各民族边民吸毒活动加剧。在云南沿边地带，包括汉族在内的大部分世居民族都是跨境而居。自古以来，境内外边民不仅鸡犬相闻、田畴相连、比邻而居，而且多同源共祖、言语相通、密切往来。由于久居毒品原产地，境外边民吸毒现象极为普遍。受此影响，在频繁的交往中，我方边民中不少人也染上毒瘾，然后再通过亲朋、邻里等关系传播扩散，并进而向靠内地区蔓延。境内吸毒人员的大量滋生及其对毒品的特殊依赖，又反过来刺激境外毒品源源不断地渗入，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致使云南沿边地带成为毒祸的重灾区。

其次，因外出打工被引诱而吸食上瘾。如沧源、耿马、孟连、陇川、腾冲、勐海等县的少数民族吸毒者，大部分都是曾经由农村出境打工的青壮年。在外期间，由于环境改变、生活节奏加快产生的各种压力，加之有一定的固定现金收入，外出务工者往往因此成为贩毒分子的目标。据课题组2007年2月到怒江州福贡县实地调研时得知，该县现有的36名本地籍吸毒人中，全部都是外出打工者或有过打工经历的人。

再次，因精神空虚而吸食毒品。一部分物质生活比较富足的人，为了寻找新鲜感、新刺激而误入歧途。如瑞丽市的吸毒者，不少都是改革开放后的致富户。其中有的是自己“挣过大钱”，有的父母做生意，因“赶时髦”染上了毒瘾；也有的因为交往的朋友中有人吸毒，为了保证毒资来源，千方百计将其拉下水。

最后，零星贩毒和以贩养吸。据公安部门统计，在云南境内查获的大宗毒品交易中，香港、广东、广西、湖南、河北、四川、贵州等地的境外贩毒集团占70％，云南省内人员参与大宗贩毒的案件仅占30％，而少数民族参与贩毒的约占10％。但边疆民族地区吸毒贩毒人员中，零星贩毒、以贩养吸的现象非常突出，使毒品在民间广为扩散，青少年、社会闲散人员往往成为受害者。

此外，人口素质的普遍低下，部分群众法制观念淡薄，个别地区基层党政组织软弱涣散，由人、财、物大流动所造成的客观环境，以及伴随着内外交流分别从境外与内地传播而来的种种腐朽意识和丑恶现象助长等等，也都是吸毒问题的诱发原因。

生理学、心理学的视角

鸦片、海洛因等具有极强的上瘾性，医学上将其称为药物依赖。以海洛因为例，其进入人体后，首先对中枢神经起作用，产生即刻的快感。其导致的感觉是奇妙无比的，能持续几分钟之久，使吸食者全身温暖、感到平静，飘飘然如同做梦一般（根据戒毒人员口述整理）。据专家分析，海洛因极易上瘾，有临床实验表明，第一次吸食海洛因，有少许快感，还常伴有头痛等不适反应；第二次吸食时，只需0.01克便会产生明显快感；而第三次吸食，则要0.02克才能使吸食者满意，并形成瘾癖。因此有专家认为，只要吸毒者克服了最初对海洛因进入身体时产生的恶心感觉，毒瘾便开始染上了。

据生物学研究，人类的脑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荷尔蒙，又称内源性啡肽，或脑内吗啡，当其受到某种外源性物质如药物刺激时，能产生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该反应又会强化摄取刺激的行为，药物依赖性是以这种生物反应为基础的。

成瘾后能否戒断？许多专家认为：生理戒断比较容易，心理戒断则很难。对于吸毒成瘾者，只要使其脱离毒源，精心照护，再辅以药物治疗，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般为7—15天），就能从生理上脱瘾。毒瘾难以戒除，究其原因就是心理上的依赖性难以解除；吸毒产生的欣快感、从前环境的诱惑及自身意志的薄弱，就很容易使戒毒者走上复吸的道路。据专家对昆明市114例吸毒者的调查统计，70％的吸毒者曾戒过毒，复吸率高达98％以上，如果是四号海洛因的成瘾者，复吸率甚至会达到100％。一个吸毒成瘾者在戒断以后，哪怕是10年、20年，都不能说已经完全戒断不存在复吸的可能性了，社会必须时时刻刻将其置于一定的环境之中进行有效的监控与帮教。

经济学的视角

任何一种商品，如果没有人消费就不存在市场需求，人们也就不会生产和贩运它。毒品也一样，如果没有人吸毒，生产者和贩运者就无利可图，世界上也就不存在毒品生产。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一些人对毒品陷入了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渴望和需求之深渊，从而导致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毒品消费市场。国外姑且不论，在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殖民主义者用毒品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部分中国人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渐渐地，在中国这块净土上，种植和吸食鸦片合法化，鸦片像恶魔一样侵蚀毒害中国民众的肌体和灵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政府以极大的魄力在短时间内就在中华大地上，荡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

但吸毒现象在一些边疆偏僻地区并没有绝迹。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边境地区与邻国的边境贸易活跃起来，有的人富有起来，但精神贫困空虚，寻求不正当的刺激，老一代烟民复吸毒品，一部分年轻人赶好奇图新鲜，或被境外毒贩引诱而误入陷阱。渐渐地，在云南和内地城乡，特别是城镇，有一部分人染上了吸毒恶习。据公安部的不完全统计，1995年我国有吸毒者52万人，有吸毒问题的县市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70％；目前吸毒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例如，1996年北京市查获的吸毒人数是1992年的24倍；吸毒者年龄越来越年轻化，现有吸毒者中年轻人占70％以上。中国境内超百万人的吸毒市场与毒品走私贩运形成了一种相互刺激的恶性循环。

社会学的视角

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国家政策全方位的调整变化、观念的改变，导致社会的整合功能、维持模式发生改变。按照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主义观点、社会系统是由适应（Adaptation）、目标（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与维持（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四个子系统组成，各子系统互相依赖，每个子系统通过相互之间的边界进行交换。帕森斯认为每个子系统产生的力量都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发挥作用，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就称为“媒介”。四个子系统的媒介对应如下：适应——金钱，目标——努力，整合——规范、影响，维持——价值观。因为四个子系统之间是相互交换的，所以它们在媒介方面也是交换的、互动的。

我国现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市场经济下，人们更注重自我，强调个人利益与个人价值，与计划经济条件下集体公共利益至高无上有很大区别（整合系统发生变化）。这种个人主义与金钱至上相结合（适应系统发生变化），就会使人们产生对以往社会规范的漠视，为聚敛财富可以不择手段。市场经济又使竞争更为普遍化、更加激烈。由于上述价值观的变化和社会规范的不良运作，不当竞争大量存在，而不当竞争所带来的是对规划、规则的蔑视，是行为的放纵，而且带来多方面的人际冲突、压力、威胁、敌意和挫折感（维持系统发生变化）。市场经济也是人口流动规模化成为现实，使政府对人们的控制难度增大，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相对减弱（权力系统发生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对毒品犯罪的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不择手段，为摄取高额利润铤而走险，种毒、贩毒。

二是流动人口影响了政府管理的难度，客观方面也为贩毒分子的不断转移贩卖提供了条件。

三是价值失范导致有些人内心的空虚、寂寞、烦恼，产生畸形人生观，诱发吸毒。

四是道德、宗教、家庭对社会的约束作用减弱，越轨亚文化群体的聚合作用增大，容易成为吸毒、贩毒的温床。

五是社会变化节奏加快，竞争更激励，很多人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因而逃避社会，以吸毒寻求解脱。

当然，随着转型时期的逐渐结束，社会的整合和维持功能不断增强，新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得以确立，对毒品的有效控制将会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