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与鸦片总产量(禁戒毒品 日本对伪满洲国的鸦片统制)

日伪政权的十年鸦片“断禁”政策真真假假地持续了4年，鸦片种植面积按照公布的数字不仅没有任何减少，反而是不断扩大；吸食毒品的人数也不是在减少，同样是在急剧增加。伪满洲国历年罂粟种植面积如表13所示。

表13　1933—1942年伪满洲国各省罂粟面积历年统计表

资料来源：中央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选编·东北经济掠夺》，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50页。原表面积单位为顷，为便利比较，换算为亩。王贵勤：《伪满时期的“鸦片断禁”政策》，孙邦主编：《经济掠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06页。

1941年，根据伪满洲民生部禁烟总局的命令，鸦片瘾者再登记，人数达到将近100万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适应战争扩大的需要，日本政府又一次调整了鸦片政策，借口却是鸦片生产量不能满足其需要。武部六藏接任伪满总务厅长官后，⁽⁵⁶⁾一把拽掉鸦片“断禁”政策的遮羞布，采取措施公开鼓励鸦片种植。第一，提高鸦片收购价格。原来按照规定，鸦片征收按等级付钱，但在实际征收时不论质量好坏，全部压低为每两伪币2元。鸦片生产成本每两为伪币4元左右，农民无利可图，不愿种植罂粟，不愿出售鸦片。日伪当局绞尽脑汁，费尽力气，征收的鸦片仍然不能满足其需要。于是，授意成立“裕东公司”，以每两鸦片4元的价格诱骗农民出售私土。第二，公开贴出告示，鼓励农民种植罂粟。古海忠之供认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挂着禁绝鸦片招牌的禁烟总局重操专卖署的旧业，戒烟所变成了公开的吸烟场所，登记制度也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断绝鸦片的各种伪装彻底地消失了……满洲国在战时经济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扩大了鸦片种植面积，鸦片的收买量增加了，戒烟所开始繁荣，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⁵⁷⁾

据伪政权内部统计，“1943年全满鸦片种植面积是68万亩，1944年已达73万亩”。⁽⁵⁸⁾从1942年开始，不但把热河原来规定递减的种植面积完全恢复起来，并且重新指定奉天、吉林和四平三省为新的罂粟种植区域。为了鼓励农民种植罂粟，还实行了缴纳鸦片特别奖金制度。按照指令，1942年到1945年，奉天、吉林与四平的罂粟种植面积每年都在扩大，计划播种面积略如下表所示。尽管这些指定数字也反映了罂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的趋势，但与实际面积相比毕竟太小。这只是为了掩盖真相，欺骗世界舆论，让公众看的！

表14　1942—1945年奉天、吉林、四平罂粟种植面积扩大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金名世证词》，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19页。李作权：《伪满洲国的鸦片政策》，孙邦主编：《经济掠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03页。原来面积单位为陌，1陌相当于13市亩。

1943年4月10日，伪四平省警务厅长向警务总局局长汇报在开原县强行扩大罂粟播种面积的情况时，借用“有识者的”言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建国（伪满洲国成立于1932年3月）以来10年，与旧军阀时代同样栽培罂粟，怀疑国家之企图居心何在？而且正值计划增产农产物之时，用最好的上等地栽培罂粟，必然给一般粮食生产造成相应的障碍。”⁽⁵⁹⁾

种植罂粟，收割鸦片，讲究一定的技术。首先是必须具有识别罂粟果是否到了收割季节的能力；其次是采割需要一定技术，用利器在罂粟果上刻划伤痕，既不可过深也不可过浅；收割的鸦片晾晒要讲究，否则将影响等级和重量。所以，罂粟是一种特殊植物，丰产不一定丰收。农民收割的鸦片往往达不到规定的上缴量，为了凑数，往往掺和杂质，希图过关。伪政权收购鸦片专门设立质量检验员，一经发现掺假，轻则压等罚款，重则没收捉人。在伪政权的鸦片生产特许制度下，农民既没有不生产的自由，也没有自由出售产品的权利。围场县农民刘德钢被县公署强制发放种植5亩罂粟的特许证，收获季节由于雨水过多，其中4亩罂粟被淹死，到了上缴时无法完成任务，全家遭受县烟政科人员的马棒毒打和灌凉水等折磨，其妻子被活活折磨而死。在热河，鸦片缉私队向农民逼索烟土，动辄掘地拆房，捉人罚款，甚至拷打施刑。

根据统计，1933年到1944年伪满洲国的罂粟播种面积为9339200亩，由于1942年以后呈现的扩大趋势，1945年的种植面积应当不会小于1944年度的730000亩。因此，从1933年到1945年的13年间，伪满洲国的罂粟种植面积为10069200亩。正常情况下，每亩鸦片产量平均在20～30两之间，总产量约为2亿两到3亿两。在日本战犯的学习大会上，古海忠之谈到伪满洲国的鸦片政策时说，到伪满洲国灭亡时，生产鸦片合计达3亿两，是有一定根据的。

大量生产的鸦片除了加工成鸦片烟膏、吗啡和海洛因，毒害本地区的中国人之外，还将鸦片军运到新的占领区和国际市场。据金名世笔供，大宗毒品买卖是，1944年春天，伪满洲国为了偿付700万马克的借款，经武部六藏与古海忠之协商，将60万两鸦片卖给了希特勒德国政府。⁽⁶⁰⁾双方的经手人，日伪方面是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德国方面是德国驻伪满公使华根纳，由德国潜水艇运走。1944年10月，经古海忠之之手，卖给伪南京政府30万两鸦片。⁽⁶¹⁾另外，据古海忠之笔供，1944年初根据日本政府的需要，运走鸦片2吨。⁽⁶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