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的鸦片走私(禁戒毒品 抗日战争时期贩毒的泛滥)

1933年，伪满洲国实行鸦片专卖后，为了保住这一巨大财源不受损失，组织了专卖署缉私队进行缉私。缉私队凭借权势，耀武扬威，“经常诬赖种烟人私留烟土，拷问索要，任意搜翻，扒炕洞子，刨烟筒，搜查烟土，屡见不鲜”。伪热河省省长刘梦庚为此在1936年的一次伪省长会议上专门提出：“专卖署的缉私队搜查种烟农民的房屋，随便损坏人民的物品。长此下去，是影响热河省种烟情绪的。”[30]

那些被逼种烟的农民肯定不是鸦片走私的主体，缉私队反复侵扰他们是根本不讲道理的。而真正的大走私者如在伪满的日本军警宪特，缉私队是碰都不敢碰的。在哈尔滨的地段街上有家日本商行，专门经营将鸦片偷运进中国关内的业务，所有烟土都标明“日本军用品”字样，用日本船运往天津、汉口及其他各埠。该商行的经理和重要职员都是身穿便服装成普通商人模样的日本军官。这些冒充“日军军用品”的烟土运到有日军驻扎的目的地后，交当地日军司令部；在没有日军的地方，则交日本领事馆，再由日本炮舰在各大内河运送。[31]而中国人经常搞走私的“一般多系无职业的赌博惯犯，他们从生产地熟习的生产者或同谋者那里购买。私卖者一般与警备员相勾结，以牟取利益。因此，一般是临时来走私者被揭发者很多”，而走私惯犯反倒平安无事。

鸦片走私多依靠铁路输送，主要是利用满系乘务员、乘警、餐车服务员、伙夫等；也有个别借助于邮政车的日本籍职员，由热河承德、三十家子、平泉、凌源，或赤峰、天义、叶柏寿、朝阳等车站，向锦州、奉天、兴安等方面运输。1943年夏的行情是：运到锦州的“默认费”一般是每两4元，运至奉天每两5—6元，1944年夏已涨到每两15元。走私手法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的在列车过山海关时将100斤的鸦片藏在车长室的电池箱中，有的是利用猪羊，甚至挖出婴儿的内脏，将鸦片塞入腹腔内偷运的。有的将避孕套截为两段，各装3—4两的烟土吞入腹内，但此法不太保险，常有因途中套破中毒致死者，1943年此类死者有十四五人。另外还有将烟土卷在绳子中，放在毛笔杆中或藏在挂马掌的工具当中的。除了铁路之外，还有用卡车、大车、骡马进行陆路运输的。

每年十一、十二月份是抓获走私犯最多的月份，因为紧跟在大烟收获的秋季之后。走私者“在被发觉时，揭发者如系满系一人，鸦片折半分，当作没有看见；如果对手多时，将鸦片全部交出，而免走私之罪……而当鸦片量多于报告量被发觉时，如揭发者是警察官，则其超过量即被拿去。满系警察所以不揭发走私者，是因为报告不如收贿更有利，故抓捕率极低”。1943年，热河伪满官方抓捕走私者649人，查获鸦片十二三万两，是伪满全境当年查获走私烟土量的69%。[32]

自1937年秋开始，华北伪政权对价格极低的热河鸦片，采取了免除关税或给予计量换算上的优惠，引诱鸦片走私。对于鸦片走私者，日伪当局一般是采取查缉取缔的办法，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会保护走私，利用走私。1941年，关东军鉴于热河鸦片每年有数百万两走私流入华北，几亿元的金钱消失在黑市，于是企图操纵鸦片走私行业，对鸦片走私者进行秘密保护。关东军第四课秘密召集伪满总务厅企划处参事池田金人和经济部参事夏目忠雄等人研究制定了具体方案，指使鸦片走私者把销售鸦片所得款项就地储存在华北，然后回东北由伪满洲国支付给他们相等的伪满国币。伪满方面则秘密收回储存在华北的华北联银券。这一工作由关东军第四课中满少佐负责，由张墨林具体执行。此方案得到了关东军司令梅津和参谋长吉本的批准。

为了启动这一计划，关东军方面由第四课课长黑田大佐和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签字，向三井物产新京支店暂借了500万元。不料本应秘密行事的张墨林到热河后到处宣称他是关东军和伪满政府公认的人物，致使保护走私的工作搞了不到两星期就被鸦片缉私员探悉。8月底，关东军和伪满政府在热河烟政厅、热河伪省府的强烈反对下不得不中止此项计划，由日本人安滕道夫出面清理并收回由张墨林放出的450万元资金。而这时张墨林主持实际走私到华北的鸦片仅值25万元，后来安藤道夫在实在无法全部收回现款的情况下，采取了用鸦片冲部分现款的办法，共收回了100万元现款和10万两鸦片。这10万两鸦片经安藤道夫到上海与华中宏济善堂的实际负责人里见甫协商，以每两35元的高价卖给宏济善堂，剩下不足部分，由关东军动用机密费偿清。[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