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禁烟内幕(禁戒毒品 禁烟幌子下的毒品泛滥)
党国要人与黑帮大亨的合作
1927年4月12日，上海的青帮流氓充当蒋介石反共清党的打手，为国民党立下汗马功劳。作为回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给予他们公开活动的体面，并聘其为南京国民政府高级参议、国民革命军高级参议，把杜月笙、黄金荣等抬高到地方领袖、党国要人的惊人地步。杜月笙等也极力协助国民党，予以默契配合，而“禁烟”正是双方相互联络与合作的基础和首要内容。
江苏的禁烟机构就是这种合作的典范。设在上海的江苏省禁烟局局长曾镛的儿子曾宪琼，拜杜月笙为干爹，而曾镛的副手们，几乎就是杜月笙原来的三鑫贩毒公司成员的翻版：顾嘉棠是运输处处长，马祥生是查缉处处长，芮庆荣是护缉队队长，而金廷荪和苏嘉善则是禁烟局财务处的正副处长。还有像谢葆生任上海县禁烟分局的副局长，高鑫宝是金山县禁烟局的局长。后来上海成立上海市禁烟委员会，杜月笙又亲任禁烟委员。这样，由这批大毒枭主持苏沪地区的禁烟事业，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杜月笙此时不仅仍插手鸦片的买卖，而且还参与筹建吗啡工厂。约在1930年，原潮州帮土行的会计华清泉，伙同郑芹初，以原华利土行为基础，勾结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温建刚，在南市原保安队的一个中队部里设立吗啡工厂。由杜月笙的青帮同参兄弟陈坤元出任经理和技术顾问，雇用工人300多人，将在四川初制的黄吗啡（俗称粗胚）精炼成吗啡，并有军警站岗保护。该厂设备先进，产品纯正，畅销各地，因而所得极丰。不仅杜月笙每月可得巨额报酬，连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及孔祥熙等也捞得油水，并且还向蒋介石缴纳秘密费。
温建刚因有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庇护、吴铁城的撑腰，自以为有恃无恐，连CC派的头子陈果夫也不放在眼里，与昔日陈果夫追求未果的名妓小林黛玉结婚，从而激起陈果夫的愤怒，陈将温建刚与南市吗啡厂的详情报告蒋介石。另外，有资料表明，杜的生产规模也超过了蒋事先所允的数字，现经陈果夫的报告，也不能在“禁烟”的幌子下毫无举动，遂令戴笠负责调查。这时，吴铁城见事情闹大了，为开托自己，把责任尽推在温建刚身上。温建刚被捕之初，尚十分傲慢，说此事只要问南京老头子即可，戴笠见状恐内幕外传，将温建刚押至南昌行营，后在陈果夫的坚决要求下将温枪毙。南市吗啡厂被查封，老板郑芹初和职员周石鸣、郑俊亭被关押。陈坤元也遭通缉，杜月笙命陈坤元往大连避风，自己则携巨款到南京请戴笠停止调查；潮州帮也上下用钱。军法处因得了贿赂，把全部责任算在温建刚一人身上，三人遂开释。结果虽然不了了之，但吗啡厂再也没能恢复。 [40]
除了南市吗啡厂以外，浏河吗啡厂也颇具规模。该毒巢为蓝衣社所设，厂址浏河镇附近。后来，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因不知内幕，将浏河厂抄没并私吞钱财，而遭蓝衣社攻击，杨虎只得把钱财发还给蓝衣社，草草了事。 [41]
其实上海数任市长如张群、吴铁城、俞鸿钧等均与毒品有染。长期担任市政府秘书的耿嘉基曾在法国、比利时留学，因精通法文，而负责市政府的法文事务，经常代表市府和杜月笙与法租界打交道，还奉命兼营有关公土在上海的运销业务。市长们从中所得多少虽不得而知，仅他这个角色就已收入极丰，每日一掷千金，举止阔绰，“有时连杜月笙也恐望尘莫及。欢场女子，甚至以能与耿秘书有特殊关系，欣然向同行们夸耀”。 [42]
此外，杜月笙等还与地方军阀合作制毒贩毒。其中关系最密切的数川军将领范绍增。1930年范氏因手下在上海法租界走私被捕，托杜月笙帮忙而相识。不久，双方即决定在四川范绍增的防区内，开设海洛因工厂。范负责提供鸦片原料和保安力量，杜月笙则张罗制毒机器、技术、化学药品和销路。1931年前后，工厂在重庆开工，杜派遣叶清和负责管理。由于技术不精，因此所产海洛因呈黄色，纯度低于进口货，但因川土价格低廉，国内海洛因供不应求，所以这些次等毒品装在美孚公司的煤油筒里，通常上面铺一层川贝，运至上海，再转售各地，仍畅销无阻，每年利润达数百万元。其中部分利润就由杜月笙在上海采办机枪弹药，运往四川交范。两年后，因范绍增兵败失势，该毒品厂才关闭。 [43]
1932年，因分赃不均，杜月笙与法租界发生矛盾，杜遂在上海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将贩毒大本营从法租界移至南市。他所控制的土行、烟馆等至少有1万家。上海市政府也因此得到大笔的好处。1935年7月，上海禁烟委员会成立，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杜月笙、王晓籁和颜福庆出任常务委员，杜在实际上仍控制着江南地区的鸦片运输、烟膏分配、瘾民执照发放以及管理土行烟馆系统，而且，海关等机关所收缴的各类毒品也是转交该委员会，然后又投入鸦片买卖的。
西北三马
20世纪30年代，马鸿宾、马鸿逵先后出任宁夏省主席，马步芳则为青海省主席，时人合称“西北三马”。他们统治西北期间，为扩军夺地，多对鸦片采取“寓禁于征”之策，实际是只种不禁、只征不禁，遂使烟毒日益泛滥。尤其是马鸿逵统治宁夏时，全省人口仅90万，然而种植的罂粟却达20多万亩，因为鸦片产值高，所以从平罗、宁朔到塞上江南，到处是烂漫的罂粟花，只有不能种罂粟的土地才种粮食。由此可见宁夏烟毒之猖獗。
1937年，马鸿逵在实行法币前，先下令统制收买烟土，用不能兑现的省票和党、政、军机关的存款，从民众手里买回600万两（折合187.5吨）烟土，但其公布时却说所收烟土仅262.5万两。 [44]说是买，实是抢，马鸿逵规定民间不准私藏私卖鸦片，只能按政府规定的低价卖给官家。马鸿逵将烟土入库，第二年春天组织金融整理委员会，将84.4万两鸦片（约合26吨），以法币的本价卖给民众，轻而易举地收回了3485450元。就这样，马鸿逵的金融整理委员会利用鸦片的统买统卖，转手之间不仅囤积了500万两烟土，而且用回收的240万元顶替了省行发行的钞票，并宣布宁夏暂行发行的钞票已全部收回。
马鸿逵剥削民众“有方”，他先以每两3—4角的价格把田地里的鸦片统购走，给农民留下一把纸票子；回头他又以每两4—5元的高价把鸦片烟膏卖给烟民，从而将农民手里的纸票再收回来。这样一来一去，农民的几年辛苦就化为乌有了。 [45]
表面上马鸿逵也高喊禁烟，他设立戒烟所，组织禁烟委员会，并自任委员长，实际上，是假借禁烟之名进行赤裸裸的鸦片公卖。戒烟所变成了吸烟所，禁烟委员会就成了贩烟委员会；他不准百姓私存烟土，却遍地设局按户配售烟膏。20世纪30年代中期，因阎锡山抬价收购鸦片，烟贩们纷纷将烟土贩往山西，马鸿逵见烟土危机，便推出存土计划，规定烟农不许自留鸦片，也不可售于烟商，只有禁烟委员会才有权收购。同时，还派军队堵截运往晋绥的烟土，结果当年就截获400余万两，从而确保了他的鸦片垄断政策。直到抗战胜利后，宁夏各地还遍布“官膏店”。正是马鸿逵“禁烟”有方，才使宁夏流传三多：烟民多、妓女多、乞丐多。到处是皮包骨头的烟民。据宁夏省府1936年统计，仅登记的烟民就达123564人，占全省人口的八分之一。外地人的游记中谈起宁夏见闻，必说鸦片。如“吸大烟是宁夏人的家常便饭” [50]
西北军阀统治下的烟政
军费行政费用多取自鸦片。如绥远的烟亩罚款，按总数摊派到各县，然后再由各乡镇长认额包征。这样，土豪劣绅趁机加捐。而且这些土豪劣绅为永远攫取征税权，对上司极其殷勤，每年将烟税增加25％。
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烟亩捐，多由省政府预先拨给驻军，实际征收时，并不受总额的限制，几乎可随心所欲地收取。 [51]
甘肃省年财政收入为1350万元，其中鸦片收入占6853000元，而军费支出7732000元，所以该省的5万大军几乎是靠鸦片来支撑的。 [54]
根据国民政府的禁烟计划，陕西为缓种省份，因此，军阀和地方政府均抓住这最后的良机，大肆栽种罂粟。为使民众能安心种烟，各级政府纷纷张贴告示，声称奉令禁烟，但姑念民艰，本当铲烟荒田，今采取寓禁于征的权变办法。以下便是陕南某县的劝种令：“为严令飞催事，现在上宪天天有公事，叫我们赶快多种烟苗，其实我们某县人民，观望多不敢种，因为前次有领牌照，才得种的活，现在牌照也不叫你们花户领了，时期已尽（经）迟了，不得已来此命令，催你们当委员村甲里长联保主任各保长的，令到随时挨存传锣（原文如此——引者），先不领票，并劝令家家户户，普种烟苗，越种的多，越出的钱少。要是不种，今冬就要按亩出款，那就悔之晚矣，务必苦口劝种，天天鸣锣，谁地种得多，谁地后来负担轻。特此飞谕。本县长专查种多种少，考核人优劣耳，切嘱切嘱，此令。县长王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县政府印）” [55]
这位县长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劝种之殷殷之情，已溢于言表了。在军阀和地方政府的双重勒逼下，西北的罂粟长得特别茂盛，鸦片“特业”相当发达。宁夏“十万亩大烟，十万支（烟）枪”。甘肃的罂粟地达50万亩，亩产鸦片39两，总产量达19500000两，居西北六省之首。1934年7月4日的北平《京报》指出：“陕西的武功，人口不到二十万，烟款派到四十万，按人口来计算，每人每年该负担二块钱，这还只是上头派下来的数目，其实在加派贿赂敲诈和层层剥削之下，老百姓到底流了多少血汗，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著名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描写道：“一出（宁夏）省垣南门，即可看到非常广阔的湖潭，……两旁的土地中，一片片的鸦片烟苗，已盖在土上发出青青的颜色，有许多妇女和小孩，正在耘除鸦片地上的杂草。”甘肃“肥美之田野中，以鸦片最重要！此时正收获期中，烟果林立，阡陌相连，农家妇女与儿童多在烟林中工作，辛辛苦苦，采此毒汁” [56]。
龙云的鼎盛时代
在云南，20世纪30年代是龙云统治的鼎盛时代，云南的鸦片也发展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云土不仅是省府财政的支撑点，而且鸦片也是银行的基金，银行的钞票也成了云土的象征。
1929年前，在云南罂粟完全是自由种植的，1929年后，罂粟的生产被政府统制，这并不是说鸦片的生产受到了限制，而仅表明政府对鸦片的控制日益严厉。这种控制表现在勒种、官运、官销、定量吸食等方面。
云南耕地有4027878亩，罂粟地占325万亩，约占总耕地的84.5％，罂粟地的实际面积比325万亩还要大得多，因为农民每年都要开垦荒地种罂粟。在少数民族地区，罂粟的种植也很少列入统计范围，所以罂粟地的面积无论如何估计都是不过分的。1935年有外国旅行者写道：在滇中偏东的宜良，有着“广袤的精耕良田，其中大半盛开着罂粟花”。甚至连昆明到开远一个旧的铁路沿线也广种着鸦片。 [58]。
龙云为整顿金融，成立新富滇银行，发行新滇币，以旧滇币5元折合新滇币1元；新滇币为税收的标准币。该行行长是李培炎，它在香港、上海等地都设有分行，它的最大业务就是经理鸦片贸易。1929年龙云统制鸦片后，于1930年由新富滇银行拨款500万元成立南生公司，专营鸦片事业。银行对种烟户发放信用贷款，俗名烟债；利息极高，每亩春季放贷10元，夏季须缴烟25两。未贷款的烟户也由公司负责收购鸦片。 [59]集市的春季是南生公司收烟繁忙的季节。如大理三月街是传统的大集市，其时四川的蜀锦、河南的猴戏、上海的洋货、苏州的书画等应有尽有，当然，最红火的是鸦片的交易。大理是云土产区的中心地带，南生公司在最热闹的市口竖起了白布大幕帐，帐外大书“鸦片贸易处”，每年仅在大理就可收得700万两上等云土。花街结束时，龙云派军队护送，将5000驮（每驮约1400两）的鸦片运往昆明。
鸦片的运输由统运处负责。该处于1935年成立，属官商合办，云南的大商号如庆正裕、永昌祥、茂恒等均入股参加。该处在南宁（主任施次鲁）、重庆（主任舒揆臣）、汉口（主任张丽生）设分处。原来统运处订期为3年，到1937年云土产量仍年年丰收，因此，又延续了2年。直到1940年该处仍存有烟土几千箱之多。 [60]
龙云时代也曾制订三期禁烟的详细计划，省会设有禁烟局，各县有禁烟分会；当然，中国的事情仅看纸上的东西是不够的，要知道云南的禁烟效果，只要读了下面的官方布告就会明白大概了。1935年9月1日，龙云的心腹、云南省禁烟总局局长陆崇仁颁文指出：“照得本省地瘠民贫，夙称全国第一。仅言出产一项，除鸦片一物外，无物可以转运他省，吸收金钱。……乃今有无识之民，谓种烟无利，前此种烟之田，或改种杂粮，或任其荒芜，不但此种行为于政府毫无所损，而汝等仍须缴纳亩捐，其实亏损益甚。……人民既种烟之田亩，务须照常种植，不得出尔反尔，或种或辍，行消极之抵抗，乱国库收支。似此冥顽强悍，无异藐视法令，滥用自由。一经查出，除加倍勒缴亩捐外，并以反革命论罪。” [62]在当时，新富滇银行和南生公司每年的鸦片利润达到5000万元。要知道1933年云南省的地方财政收入预算仅1600万元，也就是说，云南的鸦片收入要比省府的正常收入多2倍。
四川的“双枪兵”
鸦片烟税是军阀的军费来源，而四川的刘湘也曾禁烟。但“据刘湘的禁烟之布告以观，则刘将军禁烟之目的，端在减少生产，以提高烟价也。盖其布告中有云：近年以来，烟土产量过剩，不惟不有影响于烟价，抑且扩大四川全省不景气之恐慌，故惟有减低烟苗之产量，方足以救济四川经济之危机” [63]。
四川的军队吸食鸦片成风，全川数十万军队，除原属于冯玉祥西北军的第29军王志远的独立旅以外，各部均盛行吸毒。营级以上军官家里，一般都置有烟具烟榻，供本人和家属吸食，并作应酬之用。他们视鸦片为人生知己，每日总是“营营一灯，卜昼卜夜，喷云吐雾，吞吸无厌”。在川军高级将领中，吸毒者也不在少数。如第22军军长赖心辉，第24军军长刘文辉、副军长向义，第3军军长李樾森，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等均是大烟客。
尤其是拥有20个团兵力的罗泽洲，因烟瘾奇大而享有“烟灰”的雅号。他曾以“鸦片一物，流毒祸国殃民，为害之烈，举世痛恨”，三令五申，严禁部下吸毒，但他自己却“每日由黄昏吸到鸡鸣”，不论是会客、议事、发布命令都离不开烟盘子。罗泽洲日耗8两，每日下午2时起床，4时吃早饭，然后边办公边吸烟，到晚上9时吃罢中饭又开始吸烟，一直到次日凌晨才就寝。1923年夏，第22军军长赖心辉率部进攻黔军盘踞的隆昌，遭受重创，仓皇西撤。败走途中，因道路狭窄，人马争相逃命，而坐在轿内的赖心辉却不慌不忙地下轿，令护兵在路边坟地上铺陈被褥，摆好烟具，然后优哉游哉地抽将起来。与其是说赖心辉胆大，还不如说是烟瘾难忍。第24军军长刘文辉败退西康前拥兵10余万，企图称霸四川，问鼎中原。为在内战中取胜，他对部队的训练抓得很紧，但他本人却染有烟瘾。刘文辉的吸烟室就是办公室，他的烟榻就是办公桌，无论读书、看报、批阅公文、接见部属、商量公务、策划军事等，均在烟灯旁完成。1935年初，蒋介石入川，刘文辉每次应召之前，总要在住所过足烟瘾，以免在谈话中精力不济，神情恍惚。他们所抽的烟土皆为上品，不是印土，就是云土，其他烟土是不屑一顾的。为显示豪富和地位，其所用之烟枪、烟灯、烟盘和烟盒等均极讲究。烟枪多用羚羊角、犀牛角、象牙、沉香木等制成，管上或饰以琥珀、翡翠，或嵌以美玉。这些烟具被军阀们视若瑰宝。1933年8月，刘文辉与刘湘发生激战，刘文辉的岷江防线被突破，敌军兵临新津城下，刘文辉只得在枪炮声中撤退，因情况危急，弁兵连桌上的地图印章也来不及收拾，却没忘记卷走烟榻上的精致烟具。1928年冬，罗泽洲在川东之战中，2万余众被刘湘军队打得大败。罗泽洲在仓促撤退时，将名贵的“虾须”烟枪丢掉了。罗为夺回这一“宝具”，不惜派出一个排冲入敌阵寻找。结果，全排为一根烟枪而被消灭。
还有些川军将领则由吸毒而制毒贩毒。如刘湘部下川军第4师师长范绍增1928年时就与杜月笙合作，由杜派他的同门兄弟吗啡大王陈坤元到范师防区邻水县开设吗啡、海洛因工厂，由于四川鸦片价廉，所以该厂所产吗啡比贩运鸦片所获的利润，要大十几倍。 [64]
波、土、印鸦片的进口
根据中英禁烟章程，1917年后，印度鸦片禁绝入华，然而，直到1937年止的20年里，不但印度的鸦片仍有私运进口，而且波斯、土耳其两国因未受条约的限制，更大量地向中国走私贩毒。所以，印度的大土、小土，波斯的红土，土耳其的鸦片，以及由鸦片所制成的毒品，如海洛因、吗啡、红丸等仍盛行于中国的大江南北。各地的海关及法院、政府机关，每年均查获大量的外国毒品。 [65]
对华输出毒品的国家，主要是波斯、土耳其和印度三国。据国际联盟的报告，1925年波斯向中国出口的鸦片，计有1200万两（460吨）， [68]占该国鸦片出口总量的30％左右。
印度鸦片走私出口数量为500万—600万两，它们大多先运至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等处，然后进入中国大陆。按照印度中央统计局所出版的Istatistik Yilligi所载，每年有7万—8万两烟土运入大陆。实际输华的毒品远不止这个数字。有相当数量的印度鸦片是直接出口到日本、法国和美国等，然后再从那里转运到中国，或制成吗啡、海洛因后运往中国沿海地区。中国海关和政府机关所查获的毒物，多由此等国家转运而来，即为明证。
总之，世界各国中，只有中国是最大的吸纳鸦片及其他毒物的市场，因此，波、土、印三国之鸦片，直接的、间接的、原形的、改制的，最终大部分推销于中国市场，此为不争之事实。这些输华鸦片的总量是惊人的。
据1925—1931年间，波斯、土耳其和印度对外贸易统计册所载，鸦片的出口总量约合2840万两。运往中国的约占其中的40％，即每年1700万两左右。内除中国关册上已载大连进口之数100万两以外， [69]年约有1600万两。如每两以大连进口的鸦片价格1元计算，当有1600万元。1932年后，中国政府加强禁毒，波斯等三国的鸦片出口总量也随即下降，由1931年前的2840万两，减至1460万两左右。其中约有半数即730万两输入中国，内再除了大连进口的125万两以外，走私进入的达600万两。以每两1元计，年需600万元。其中最大数量的鸦片及其制品是由日本人贩至中国的。
1925—1933年波、土、印三国鸦片概况
资料来源：郑友揆：《我国近十年来国际贸易平衡之研究》，《社会科学杂志》，1935年，第6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