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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的西南烟毒(禁戒毒品 南京国民政府的毒品泛滥)

导语:南京国民政府时的西南烟毒属于禁戒毒品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毒品泛滥分支内容。本篇围绕禁戒毒品 南京国民政府时的西南烟毒主题,主要讲述毒品等方面医学知识。

世界第一的产烟规模

中国西南的云南、四川、西康和贵州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产烟区。原因之一是地方军阀的割据和封闭,原因之二是那里的土壤和气候极宜罂粟的生长。如云南,由于土壤、气候适宜,罂粟地几乎无县不有,部分地区的种烟面积总计140万亩以上。 [93]

贵州植烟区约占全省的三分之二地区。尤以黔西的兴义、遵义、贞丰、兴仁、普安等地为最著名。贵州1932—1934年间,鸦片产量每年在7万担以上。西康自1924年由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开烟禁后,鸦片种植日益繁盛,几乎遍种罂粟。

少数民族地区的罂粟种植

西南少数民族烟毒炽烈的原因是地方政权逼令他们种罂粟,收大烟税。如1929年,政府在茂县县城内设有4家烟膏店,收购大烟,出售烟膏。再如云南勐海县的拉祜族,每户除要向政府上缴15两鸦片外,还常常被拉去垦挖罂粟地。再加上土司的税捐,于是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少数民族地区的鸦片烟毒日益加深。

云南潞西县的傣族,清朝时种罂粟者不多,到民国时已“普遍种植” [95]

白族是个善于经商的民族,云南白族最有实力的商人号称四大家族,即严、董、尹、杨,他们各自开设永昌祥、锡庆祥、复春和以及鸿三源商号。这些商号的业务之一就是贩鸦片,他们在重庆、武汉、上海和缅甸等地均设有分号,将云土运往各地以牟暴利。他们与云南地方政府及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均有密切来往。白族李懋柏的南裕商号,与昆明禁烟局局长田德泉勾结,与该局合作贩烟,在昆明、下关、重庆和上海等地设号开店,主要贩川土,因其规模宏大,一时有“川销滇茶,滇销川烟”之说。 [96]

西南少数民族种植罂粟的现象较为普遍。如分布于怒江畔的怒族,德宏的德昂族,四川盐源县的纳西族,金平县的苦聪人等,均种过罂粟,吸过大烟。哈尼族所处的滇南红河和澜沧江山区,极宜罂粟的生长,在民国时期,罂粟栽培面积大增。如红河县哈尼族近10万人,“几乎家家种植大烟”。这种情况的产生与土司强派烟捐有关。烟捐奇重,通常达到总产的半数以上,烟捐成为土司的主要收入之一,如红河的思陀土司,年收烟捐一项就达6万多元。 [99]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最高潮。连该民族最大的集市也称“烟会”,即以烟土为贸易中心。大烟与佤族人的生活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如结婚时,男方要向女方送大烟以为聘礼;民间借贷中,数量最多的不是钞票,而是大烟;市场交易从盐巴到奴隶买卖,均以大烟说价;奴隶买来后所从事的主要劳动,就是种罂粟。

20世纪20—30年代,布朗族人种植罂粟也达到了高潮。当时,地方政府通过头人收税,通常每户如大烟收入满10两者,须缴给政府。头人不仅从中抽取鸦片吸食,连放债也以大烟为主,债息达50%—200%。 [100]

1930年前后,地方政府向土家族宣传说“种一筒烟等于种十筒粮食”,而强逼每家种烟。每年5月,政府派员下乡“铲烟”,实际是抢烟,每保须交1000—2000两鸦片才能过关。于是,土家族、羌族被迫广种罂粟,从而出现了“烟花遍地,草与禾齐”的景象。抗战爆发前,罂粟的种植一般要占到耕地面积的70%。如茂汶县黑虎乡有耕地7110亩,罂粟地有4977亩,达70%。在农民的总收益里,大烟收入要占到60%—80%。 [101]比起其他农作物,大烟价值高得多,但农民收入并没有提高,其原因就是赋税沉重。种罂粟的农户要交“窝税”和“亩捐”,收割过秤时要交“秤捐”,鸦片入市要交“特捐”,吸食要交“瘾民捐”,开烟馆的要交“红灯捐”,每灯200钱。最为荒唐的是对拒种罂粟的农民要抽“代捐”(俗称“懒捐”)。在抽取烟捐时,一般都要有“附加”,如“印花附加”“地方附加”等,使平民饱受剥削。

地方政府和头人土司的残酷剥削引起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愤怒,1929年,茂县的羌族、土家族等民众数千人,为抗议政府的“烟厘金”制度,冲入县城,砸毁官办的烟馆,最后迫使政府取消了“烟厘金” [102]。此外,抗铲烟苗的斗争也层出不穷。

周西成统治下的贵州

周西成任省主席后,野心勃勃地扩军10万,庞大的军费便取自于烟。他勒逼农民种植罂粟,依土地的肥瘠每亩征收烟税30—40元。烟税收入在黔省财政中起决定作用。1933年,烟税收入为1250万元,支出为1820万元,烟税占支出的69%。 [103]

鸦片价廉,一两只需2角,因此,吸烟者如云。据估计,全省人口中,吸烟者约占三分之一。贵州军队之抽鸦片是出名的,以致人称黔军为“烟军”。

遵义地处川黔交通要道,南有乌江之险,北有綦江之固,土地极宜罂粟的生长,鸦片为特产,占全省产量的三分之一,因是黔省经济枢纽,税收占贵州的16.52%。遵义城就有土店167家,烟馆4500家,烟民175000人。

1931—1935年遵义地区产烟数量(单位:两)

年 份 鸦片数量
1931 2500000
1932 2610000
1933 2800000
1934 2950000
1935 2700000
共计 13560000

资料来源:《拒毒月刊》,第93期。

涪陵——鸦片之都

涪陵为万县至重庆间的重镇,地跨长江南北,与贵州接壤。民初黔军踞川时,输入大批鸦片,吸烟渐盛。后川军见有利可图,勒种罂粟,从此成为著名产烟区。罂粟占耕地约25%。

阳春时节的涪陵,不见蝶形的豆花、黄色的菜花,遍野都是“美艳”的罂花。几乎家家靠鸦片生活,人人从罂粟取利。种地的没有一户不植罂粟。又因烟土产量的增长,熬制烟膏的手工作坊也大批涌现。每年初夏,鸦片收割后送入作坊,便将烟土团制成窝窝馒头状,打上水印,另一面贴上金字招牌,然后放上一层白茯苓麦子,再用黄表纸包好入箱,每箱200两。烟土贩运有公开和走私两种。公开的到禁烟查缉处完税,每两缴1元多,然后取了封条可堂而皇之地运往汉口等地。走私则取旱路雇脚力走山道,偷运出川,势力大的武装贩运。县城里的商号没有一家不经营鸦片,如文树堂、王云辉、向对轩、兴诚、石百万、贺图关、徒达山、徒山多等,每家都有200—500担的进出。 [104]

涪陵县作物所占耕地比例

资料来源:西华近代文献征集处:《四川农村崩溃实录》,1935年版,第4页。

涪陵的鸦片产量据官方统计,为23000担,本地烟税收入就达30万元。

1934年涪陵烟税

资料来源:《拒毒月刊》,第90期。

实际上在军阀时代,涪陵的鸦片产量已达到4万担,烟税自然也要多得多。据统计,涪陵的烟税总额约为1300万元。 [105]非但地方的军费全赖烟税维持,即便是县政府的一切开支也全靠烟税支撑。

自蒋介石发动禁烟后,为逃避税收,哥老会、烟贩、破产的农民等纷纷铤而走险,加入贩私烟的行列。他们为多挣些钱,将私烟贩往重庆。从涪陵到重庆有6—7天的路程,每贩100两鸦片可获利4—5元。然而,所走多为山道,为避开禁烟局的缉私以及盗匪的劫掠,他们往往走夜路,因而时有失足跌死者。长州、涪陵、巴县三县交界处的五宝山,地势最为险要,数十年间,被土匪杀死的烟贩真是难以计数。

由于罂粟的扩种,历来是产粮区的涪陵竟需要输入粮食了。20世纪30年代,每年需要输入10万担大米。四川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商品粮调出省份,早已“粮价日昂,饥荒频仍,官廪私藏并形匮竭”。 [106]

鸦片——重庆三百六十行中的第一行

凡是与鸦片有关的行当,均是重庆最有生气、最红火的行业。重庆是西南名产川土、黔土和云土的输出要道,为国内最大的鸦片聚散市场。因此,土商云集,该城有半数人口与鸦片有关。主要包括以下各种人员。

军政禁烟人员。四川省禁烟总局设在重庆,各县设有禁烟查缉处或禁烟局。当群雄并起后,各地的禁烟长官均由驻军委派。禁烟所得是军政当局最为关切的事情。它包括:一、烟土出口或转口税。二、烟馆的牌照税。重庆的土店有150多家,而领照的烟馆多达2000多所,禁烟后烟馆多改称“谈心处”。三、烟馆灯捐,每盏月抽12元,全年144元。此外还有其他名目繁多的鸦片捐税。

各地土商。鸦片商人又称特商,早在1924年鸦片商人便组成特业公会,以维护其利益,成员有聚源长、济记、鑫记、三庆多、兴盛祥等百余家。到1929年改称川滇黔禁烟促进会,会长周介眉。为方便鸦片商人的资金周转,1931年,21军军长杨森命财政处处长刘航琛联合烟商成立新亚银公司。1934年又在重庆建立四川新亚银行,资本100万元,专办鸦片事务,人称四川鸦片银行。 [107]

贩运者有马帮、哥老会、土匪、贩夫、船运业等。贩毒之利丰可以说任何行业无出其右,正因为利丰,握掌大权的军政人物、四面八方的土匪强盗、三山五岳的帮会流氓,以及恶霸土豪、妓女赌棍、方士相师等,无不染指烟业,中华国民拒毒会曾调查17个省120个县的176名鸦片贩子,分析其社会属性主要有6类:第一类为商人,占23.8%,他们为逐利而铤而走险;第二类为警察和公务员,占6.2%;第三类为军人和退伍兵,占13%,这两项相加约占五分之一,他们多利用权力牟私,而且能量颇大;第四类为土匪、流氓、游民、青红帮,占37.6%,他们无疑是贩毒的主力;第五类为土豪劣绅,占9.1%,这些农村的恶霸也依仗权势胡作非为;第六类为烟民、水手、妇女、小孩、农民等,占10.2%,大多是为生活所逼或为吸烟所累。 [108]

土店烟馆经营者。重庆仅烟馆老板就达数千人。烟馆雇有枪手,又称“签子手”,专为客人打烟,没有工钱,靠客人小费生活。“签子手”要能做到打的烟“黄”“长”“松”。“黄”指烘调到恰到好处,色泽鲜艳;“长”如美女亭亭玉立,使人可以畅快吸食;“松”是不坚不实,吸时可以一燃到底。签子手有神手、高手、能手、庸手之分,他们或为流氓,或大家子弟堕落者,也有为绑匪作眼线的,大多有辉煌的鸦片吸食史,他们把财产、职业、荣誉、地位甚至妻子儿女,都一股脑吸入了烟枪的小窟窿后,只剩下一身的烟瘾和签子上的功夫。有的烟馆还雇有女签子手。当时,全川的签子手不下数万人,仅重庆一地,登记了的签子手就有3200人,未登记的达6000人。 [109]烟馆里还有说书的姑娘大哥、相命郎中等,长年也靠瘾客生活。

吸食者。在重庆有十余万人。成都有8000辆黄包车,每日分上下两班,共有车夫16000人,他们几乎都是鸦片瘾者。到青城、峨嵋的路上,春天罂花遍野,平日则烟土满市,供吸食鸦片的茅店排列不断。车夫们、轿夫们走不了多少路,一定要去吸“松香”(川人将烟客叫作松香客)。

涪陵的鸦片产量长期在年产1万担以上。1925—1929年间达到最高峰,每年仅输出就在10万担左右。此后,稍有减少,1929年为5万担,1932年减至1.4万担。 [111]

四川党部的烟灯

各路军阀征收名目繁多的烟税,如瘾捐。一些民众认为不入黑籍,却单尽纳捐义务,不如身入瘾界争取这吞云吐雾的权利,于是,全川黑气笼罩。

烟民爱烟如命,鸦片成了他们的第二生命。他们中很多是信奉菩萨的,便拿他们最宝贵的鸦片,涂满菩萨们的不言之口,于是黑的鸦片膏代替了红的畜生血。这种烟毒下的怪现象,在四川、陕西等地均可看到。

四川各地的国民党县党部,是领导民众的执政部门,它首先领导民众吸烟。办公处公然摆着几杆大烟枪,来人先过瘾,再议事。其余如公安局、教育局等亦均如此。甚至有些学校,上至校长,下至校工,都有烟癖;教师上课忽地烟瘾大发,丑态百出,不能终堂而宣布下课。连法官中也多有瘾君子,法庭开庭之中,突然停审吸烟,待法官过足了瘾再继续审理。 [115]

动物亦染鸦片瘾

在西南、西北等地,由于数十年甚至近百年烟毒泛滥,因此不仅人类吸食成瘾,连动物也在这黑风毒雾里熏染成瘾,出现了许多怪现状。

最常见的动物感染烟毒,可分为有意与无意。无意者是生活在土店烟馆的小动物,因长期受烟气熏陶,而逐渐养成了鸦片瘾。例如清末城市多鼠,在烟馆里生活的老鼠因世代熏染,烟瘾奇大。到禁烟时节,或烟馆主人破产,烟气消散后,老鼠们纷纷坠落,有的达数百只均有气无力,软瘫在地。与老鼠相同的还有家蛇。云南、贵州的富绅,大多全家吸烟,终日烟雾缭绕,屋内房上的家蛇便也有了烟瘾;俟主人全家外出,数日而归,便可见平时藏头露尾的家蛇横七竖八地软瘫在地上;但只要主人烟泡一燃,便昂首摆尾,缓缓游去了。还有人发觉家中烟膏渐少,便注意观察,原来所豢之猴,耳濡目染,不仅已上烟瘾,连挑膏烧泡也已熟能生巧了。《点石斋画报》曾记有一事,一广东人向有烟癖,吸食鸦片时,所蓄的猴子也每日里吞云吐雾,逐渐染有烟瘾。 [116]

还有的富户因每日吸鸦片,久之连家里的苍蝇也染有烟瘾了;主人偶尔外出,苍蝇们如同到了冬季,半死不活地飞不动;但等到主人一吸食鸦片,便立刻活跃起来了。

还有的是最初主人感到动物吸食鸦片烟有趣,而有意让动物吸食,从而形成了人兽共吸的奇特景象。给宠物喂鸦片烟是显示其富有的手段。北京有一曾姓的安徽商人,烟瘾奇大,终日横陈竹榻,养有一哈巴狗,也渐染烟瘾,主人便另设一榻,每日人狗对吸,分榻而眠。那狗的烟瘾也日益养成,若遇有来客也是瘾君子,要占用它的烟榻,便会板起狗脸,起而抗争。主人死,那狗即日就亡,因为再也无人能供其吸烟了。一天,上海宝裕里烟馆来了位少妇,旁有一条小狗,在不停地哀鸣。那少妇吸烟是不吐不咽,而与犬接吻,将烟徐徐吐入狗嘴,约二十口,然后离去,那小狗忽前忽后,跳跃欢叫。《点石斋画报》刊有《烟狗》一则,说上海一贵妇,每日自牵哈巴狗到法租界的烟馆,共享上等烟膏。 [117]可见在清末的大城市里,宠物吸食鸦片已不鲜见,到民国时代则更为普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毒患的加深。

也有些地区利用鸦片的成瘾性来训养动物。如川陕等地的牧童往往给牛鼻腔里喷鸦片烟,以使它能精神抖擞地耕种。饲养猫犬的人家给猫犬喷烟气,让猫能捕鼠,犬可守户。海南的种椰人养猴并使之吸烟,到摘椰子的季节,让猴上树摘椰,并以烟为赏。西南边地也有养猴的习俗,但猴子生性活泼,时常逃逸,于是主人让猴也染上烟瘾,从此,为一口烟瘾,猴子便永不逃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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