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蒙疆鸦片政策(禁戒毒品 蒙疆鸦片生产基地与专卖制度)

日本人想要的，永远大于实际上得到的。1939年10月中旬，“兴亚院”在东京召开有关调整中国鸦片供需关系的商洽会议，蒙疆、华北、华中、厦门联络部以及青岛办事处、伪满洲国都派人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日本外务省和经济课的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在最短时间内使占领区摆脱对于外国鸦片的依赖，“实现旨在使蒙疆达到最大限度生产的增产计划”。⁽³⁹⁾根据这一会议精神，“兴亚院”制订了1940年度鸦片供需计划：第一，蒙疆预计收缴鸦片700万两，其中配给华北500万两，配给华中200万两；第二，预计华中、华南的鸦片需求量为976万两，计划从伊朗输入576万两，从蒙疆配给200万两，从伪满移入100万两，管内生产100万两。

根据这一供需计划，1940年度蒙疆地区收缴的鸦片应达到700万两，但是由于1939年度实际收缴量不足12％，“献身性的缴土”政策的失败使“兴亚院”蒙疆联络部感到必须改弦更张。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立即将伪满地区正在推行的“鸦片组合”生产制度搬到了蒙疆地区。1940年5月27日，伪蒙疆政权正式行文废止了“蒙疆土药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实行“土药组合”制度，“严禁私自买卖，违者处死刑”。于是，在蒙疆地区立即出现了10个“土药组合”：张家口署由13名商人设立了4个“土药组合”，大同署11名商人设立了1个“土药组合”，呼和浩特54名商人设立了5个“土药组合”。⁽⁴⁰⁾

1940年度指定的罂粟种植面积和预计的产量以及收缴量与前一年相比，因为有了失败教训，而略有节制。蒙疆计划种植面积是962955亩，预计产量为19240000两，预计收缴量为5276000两（表26）。

表26　1939年与1940年蒙疆鸦片生产、收缴计划比较表

“土药组合”取代了“土药公司”。那么，“土药组合”是什么？“在鸦片收购上，指定收购人，其资格原则上以制度实施前之鸦片商人为之。一地有数名收购人时，则组织收购人组合，并要求其对数量负连带责任。并鼓励收购人收购，为对抗走私者，依其拿付数量认可其地域外销售权。但此一情况，收购人需缴交保证金。此外，收购人自生产者收购之价格以标准价格公告，政府自收购人收纳之收纳补偿价格，则以非公开方式，另行告知收购人。”⁽⁴¹⁾这就是说，在蒙疆地区实行鸦片包收制度，“一地有数名收购人时，则组织收购人组合”。这些鸦片包收人要对鸦片数量负连带责任，事前要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包收人收购鸦片时要按照蒙疆政权临时公布的价格征收。政府自收购人处收购的鸦片要根据情况给予适当的“补偿价格”。然后，“土药组合”再根据政府的指令将鸦片配销到各地。

土药组合向农民收购鸦片的时间确定为6月15日到11月30日。协商收买价格为一等品每两8日元，二等品每两7日元，三等品每两6日元。政府以每两略高于6～8日元的价格从土药组合手中收缴，再出售给土药组合。组合根据政府的指令，将其以15～16日元（部分18日元）的价格配销到各地。从6～8日元的收购价到15～16日元的配销价，其间差价为8日元左右，除了税金每两2.5日元，绝大部分利润被土药组合和政府夺走。

1940年，蒙疆土药组合由清查总署长指定之收购人组成之。该土药组合无条件接受清查总署支配，可以随时指定、随时撤换。“于各地设置之组合，为推行其业务，置理事长一名，副理事长一名，监事一名，主任三名，雇员若干名，鉴定若干名。组合之理事长、副理事长及监事由组合会员中选出，蒙疆土药总组合应经总组合理事长提请清查总署长认可之，其他职员之任命则由理事长管辖。清查总署长命令解散时，土药组合应即时解散。”⁽⁴²⁾

不过，商人要想成为土药组合的成员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资本必须雄厚，有能力包收一地或多地的鸦片，出资额达到10000蒙元的方有资格参与议事。表27是1940—1942年蒙疆地区土药组合成员和出资额的情况。

表27　1940—1942年蒙疆地区土药组合成员和出资额一览表

资料来源：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蒙疆ニ於ヶル阿片》，见江口圭一编：《日中战争期阿片政策：蒙疆政权资料を中心に》，东京：岩波书店，1985年，第278～282页；“蒙古自治政府”经济部盐政盐务科：《蒙疆ニ於ヶル罂粟阿片》，见江口圭一编：《日中战争期阿片政策：蒙疆政权资料を中心に》，东京：岩波书店，1985年，第392～395页。按：贺秉温曾任厚和特别市市长，兼任土药组合总理事长，资本雄厚，1940年出资50000元，为厚和土药组合成员之一，1942年出资1789000元，分别成为蒙疆9个地区土药组合的重要成员，其资本相当于各家土药组合1/10强。

各个土药组合均有固定的包收地区：崇礼土药组合包收的区域是万泉县和崇礼县，缴纳的机构是张家口清查署；宣化土药组合包收的区域是宣化、龙关、怀安、赤城等县，缴纳的机构是张家口清查署；兴和土药组合包收的区域是兴和县，缴纳的机构是张家口清查署；托克托土药组合包收的区域是托克托县，缴纳的机构是厚和清查署；厚和土药组合包收的区域是厚和、和林、武川、清水河，缴纳的机构是厚和清查署；大同土药组合包收的区域是晋北全区，缴纳的机构是大同清查署；张北土药组合包收的区域是察哈尔盟各县（除崇礼），缴纳的机构在1940年是张北清查局，1941年为张家口清查署；丰镇土药组合包收的区域是丰镇、凉城、集宁、陶林等县，缴纳的机构是丰镇清查局；包头土药组合包收的区域是包头、固阳，缴纳的机构在1940年为包头清查局，1941年变为厚和清查署；萨拉齐土药组合包收的区域是本县，缴纳的机构在1940年是萨拉齐清查局，1941年为厚和清查署。⁽⁴³⁾

蒙疆土药总组合设于张家口，其管理职能和人员组成如下：“本总组合以蒙疆地区内各土药组合之事务联络、管制及鸦片之地域外运送、金融之斡旋为其活动目的。本组合置各地方组合于其管辖下，并接受清查总署长之指示，统辖各地方组合之所有业务，担当指导统制之责。人员置总组合理事长一名，总组合副理事长二名，理事十名及顾问若干名。本总组合之经营，依各地方组合之业绩分担，全体组合解散时，以及清查总署长令其解散时，各组合即解散之。”⁽⁴⁴⁾

与以往征收对象有所不同的是，土药组合在1940年直接征收的是鸦片浆。到了鸦片收割季节，各个乡村的农民按照规定，将自己收割的鸦片浆统一交给村镇里的收购点，然后再上交给“土药组合”，这叫作交“官烟”。鸦片浆一般分成八等，第一等收购价为1.8元，第七等0.6元，等外级无偿没收。⁽⁴⁵⁾在收缴过程中多数鸦片浆被压低等级，定为四等以下。鸦片浆经过“土药组合”组织人员晾晒之后，统一制成100两一块的鸦片块，然后包装起来，转运到“清查公署”的鸦片仓库。在张家口有两个大鸦片仓库，一个叫“荒井”，一个叫“长冈”，每个库存量都达到50万两。为了调动鸦片组合成员的积极性，规定按照收购鸦片的成绩，给予其一定比例的蒙疆以外的贩卖权。这一措施旨在最大限度地刺激农民种植罂粟的积极性，借以提高鸦片产量和增加征收的数量。

1940年的鸦片收缴进行得比较顺利，张家口与大同的实际收缴量比预计收缴量都有所增加，呼和浩特的实际收缴量也比前一年有明显增加。之所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主要原因有二：一是1940年度蒙疆地区天气良好，鸦片产量正常；二是收购价格上调，农民的反抗相对减弱。日本人对此感到乐观和兴奋，他们快慰地说：“今年由于自然条件好转，全地区内之情况大致良好，加以收买价格大幅提高，对一般生产者在收购上能提供良好印象。此外，现在有关系机关之积极协助，又有值勤于清查官署及土药组合之职员奉献心力，大致已确保当初预定之政府收纳数量。”⁽⁴⁶⁾

尽管1940年度的鸦片收缴效果较好，但与实际产量相比又是有限的，即使加上采取特殊手段收购的1939年的旧鸦片，也不过6717913两（表28），实际上仍有大量鸦片通过走私渠道流入其他地区。

表28　1940年度蒙疆鸦片预计收缴量与实际收缴量比较表

资料来源：江口圭一著，宋志勇译：《日中鸦片战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

本年度，由蒙疆地区输送到华北和华中的鸦片有382万两之多，10月份一次运销华中的鸦片就有205万两。⁽⁴⁷⁾具体配销情况如表29所示。

表29　1940年度蒙疆配销各地鸦片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江口圭一著，宋志勇译：《日中鸦片战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

本年度贸易统计中，鸦片输出额为64340000日元，占输出总值的52％，平均售价为16.84日元，本地配给252300两，每两按照11日元计算，为2775300日元，两项合计为67115300日元。这一推算结果，与当年贸易统计完全吻合：“在贸易统计中，1940年的鸦片输出额为6434万余日元，占输出总额的52％。”⁽⁴⁸⁾

现在我们可以推算其盈利情况了。鸦片收购价格为6～8日元，那么，收购6717913两鸦片大概需要付出47025391日元，因此，盈利为29858077日元（表30），本年度1日元对美元汇率约为0.24元，合7165938美元。这一笔鸦片收入自然按照一定比例被瓜分，大约1/3是政府的税金，2/3是土药组合的利润。此外，上一年度库存鸦片为1791924两，加上本年度征收的4925989两，两项合计为6717913两，扣除已经销售的4072300两，尚有剩余鸦片2645613两，等于库存了264万两“黑金子”。

表30　1940年度蒙疆鸦片库存与盈利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江口圭一编：《日中战争期阿片政策：蒙疆政权资料を中心に》，东京：岩波书店，1985年。

当然，要彻底计算蒙疆的鸦片盈利情况，还必须考虑鸦片烟膏在制作和出售过程中的利润。在各地清查署或清查局之下，还设立了鸦片制造工厂，负责加工鸦片烟膏、吗啡、海洛因。张家口的鸦片工厂规模最大，1940年有工人200多人，每天可以加工生鸦片22800两。⁽⁴⁹⁾在日本人指导下，还可以精制吗啡。制成的毒品通过工厂生产科批发给各县市的清查局，再分配给辖区内的鸦片烟馆。这一笔巨额收入由于没有具体资料，难以推算。

总之，2000万美元的利润与264万两鸦片是本年度日伪政权与土药组合等日本商人获得的最低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