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督商办”到“官商合办”再到“官办”(禁戒毒品 日本对华北的毒品统治)

1943年，日本“大东亚省”（由“兴亚院”改名）北京事务所与日本驻华使馆决定改组华北土药公会，加紧推行1942年11月提出的“华北地区禁烟禁毒制度实施要领”。12月30日，伪华北禁烟总局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提出“治本”与“治标”两个办法，认为华北不能完成鸦片统制的根本原因在于“禁烟”机关缺乏缉私力量与商人运销鸦片，现在应当改弦更张。治标方案有三：一是为确保税收，应恢复报贴制，促使鸦片商人收买民间鸦片，交纳销毁证；二是重新改组土药业公会，由原来的所谓“官督商办”改为“官商合办”，资本仍是1000万，官商负担各一半；三是按照合同订购蒙疆鸦片，保证供应。

治本方案是，取缔土药业公会和鸦片烟膏店，即一切商人运销活动，将鸦片的运输、销售全部置于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设立鸦片专卖所经营；组织禁烟警察队伍，加强稽查力度；促使烟民登记，已登记的保证鸦片供应，没有登记的从严查处；指定区域集中种植罂粟，以便加强管理；华北地区鸦片需求按700万两计算，种植罂粟面积不少于30万亩（平均每亩按25两计算）；严格管理戒烟药品，扩大戒烟医院规模；改组禁烟总局为禁烟公署，扩大其职权，禁烟公署总裁由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设副总裁一人，处理日常事务。⁽⁷⁵⁾很明显，这一禁烟改革方案是“华北地区禁烟及禁毒制度实施要领”的翻版。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划，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批准了禁烟总局的报告，1944年7月1日，土药业公会正式改组为华北土药业总公会，资本总额仍为1000万元，官商各一半，这样，鸦片的贩运与销售便具有了“官商合办”的性质。按照规定，新成立的土药业总公会的董事长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命，副董事长以及董事、监事由禁烟总局任命。该总公会负责鸦片的收购、制造和配销等业务。各地鸦片商人联合组成土药公会，负责批发鸦片，每两可以获得利益3元，鸦片烟膏店等零售商可以获取10元（当时鸦片烟膏售价为每两110～160元）。通过这些条例规定，禁烟总局试图将鸦片商人的贩运、销售活动完全置于其监视和控制之下。但是，政府机构毕竟不能操纵企业经营，制度的设计与现实问题的复杂性是有很大差距的，政府越是想垄断，越是弊端百出，越是效率低下，鸦片公会、批发商、零售商相互之间为着各自的利益而争执吵闹不休，鸦片市场一片混乱。

处心积虑的日本人再次提出新的方案。1944年9月，伪华北禁烟总局日方联络员要求撤销鸦片公会、土店等中间人，建议将鸦片的收购、运输直接控制在政府手中，通过烟膏店把鸦片直接销售给吸食者。10月，伪禁烟总局根据日本人的旨意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正式提出报告，建议对鸦片加强统制，撤销所有商股，撤销各地土店及地方公会，鸦片运输与销售完全改为官办。⁽⁷⁶⁾这一报告立即得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批准，华北土药总公会因此成为禁烟总局管辖下的鸦片配销机关，鸦片利益全部收归官方。“所征收的调整费、禁政促进费、国库加价完全统归于政府，配给土药的手续费每两15元也已成为经常费，即维持公会日常工作的费用。”⁽⁷⁷⁾此时，各地的鸦片供应一般由禁烟分局控制，直接批发给土店，然后由土店加工成熟鸦片烟膏，再批发给烟膏店，直接销售给吸食者。例如，1944年青岛市有5家土店：广华土店（经理孙乐华）、裕华土店（经理王兴周）、金城土店（经理王金龙）、兴华土店（经理王雪亭）、泰兴土店（经理赵百川）；鸦片烟膏店共有73家，按1131盏鸦片烟灯征收灯税。

从1943年12月到1944年7月，由于缺少鸦片储存，禁烟总局、土药总公会根本无法实施鸦片配销。1944年8月，新的鸦片开始收割、征收后，伪华北禁烟总局开始再度实施配销制，每月配给1500余包（每包为100两，约有150000两）。1945年春天每两鸦片配给价格为1400元，而土膏商人的市场销售价格为3000元左右。看到这个差价后，正在千方百计筹措战争经费的日本人立即决定夺取这笔利润，他们又搞了一个新花样。1945年5月4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阴泰密令禁烟总局征收所谓的“食粮平衡税”，每两鸦片加征1500元。根据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估计，1945年4月尚有库存鸦片4000～5000包，加上马上运入的4000余包，⁽⁷⁸⁾合计9000余包，每月配给1500包，可以配给6个月的时间。日本人不仅想到了伪禁烟总局掌握的鸦片，还想到了土膏商人的库存鸦片，打算最后狠狠地敲诈一笔。“假定依照配给与市售价格之差额计算，每两附征食粮平衡资金1500元，每月可收24000万元。如再将土药土膏各店现存之膏土，一律密令封存，饬其补缴差额，预计所存当在四五千万两左右，亦可收达六七亿元，总计本年5至12月所收，将在20亿元以上，以之充作调整食粮资金，当无困难。”⁽⁷⁹⁾

这一密令下达后，伪禁烟总局立即执行，于5月8日转达密令，饬令各地禁烟分局封存土膏店库存鸦片，每两鸦片加征1500元的“食粮平衡资金”，同时“饬令领土人克速照数补交差额”。侵略者的算计虽然是精细的，但最终仍然落了个空，军事覆灭的命运注定了“食粮平衡税”的失败结局。1945年8月，国民政府代表在北平接收的鸦片共有957200两，合30余吨，估计价值法币30亿元。这批鸦片于1946年1月26日在东单练兵场全部公开点燃烧毁。⁽⁸⁰⁾

这里必须予以说明的是，表53关于1944年鸦片收入的统计是偏低的，这是因为从1944年9月开始征收的两项鸦片税收没有计算在内：一是“禁政促进费”，二是“官土价格调整费”。从9月到12月，前一项收入为12879492.96元，后一项收入为18826228元，两项合计为31705720.96元。这两项鸦片税收加上各禁烟分局的各种执照费20262199.25元，共有51967920.21元。⁽⁸¹⁾可见，鸦片配销制严格实施之后，日伪政权的鸦片税收开始大幅度增加。就鸦片税收来说，毫无疑问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实施的毒品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

表53　1942—1944年伪华北禁烟总局收入比较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档案原件中的数据是按月编排的，本表系由各分局报表综合相加而得。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华北禁烟总局1942—1944年禁烟税收月报表》《1941年、1943年度各项税收实额调查表》，档号2050/319、2050/320。

还应指出的是，统计表中的数据是不完整的，许多数额巨大的项目在统计表格中都是连续空白。例如，1943年的鸦片税收明显缺少“保证金”的数据。按照规定，甲等土店每家的保证金为900元，乙等土店的保证金为600元，烟膏店的保证金为300元，售吸所则按照鸦片烟灯数量计算，每一盏灯为30元。统计显示，1943年的土店保证金为181500元，烟膏店的保证金为378000元，鸦片烟灯的保证金为204330元（登记在案的烟灯6811盏），三项合计为763830元，⁽⁸²⁾加上本年度各项执照税34126894.46元，总额为34890724.46元。

1945年的前7个月虽然缺乏系统的统计资料，但根据伪华北财务委员会的报告，数量非常巨大。1945年5月2日，伪财务委员会准备把每两鸦片配价从1400元提高到3000元，陈述的理由是：“兹查禁烟总局每月配给之土药，约为1500余包，每包为100两，共约十五六万两，每两配给价格为1400元，而各土膏店领到之后，并不遵照定价配卖，其售价均在3000元左右，似应将此不法利润明令收归公有。以现存土药计有四五千包，足供3个月配给之用，尚有一批未到，如运到时，足供6个月配给之用。现在5月份者，业已开始配给，正在饬令缴价候领，一俟价款收齐，即行开始配土。假定依照配给与市售价格之差额计算，每两附征食粮平衡资金1500元（较现在售价并不增高），每月可收2亿4千万元。如再将土药土膏各店现存之膏土一律密令封存，饬其补缴差额，预计可收四五千万两左右，以可收达六七亿元，总计本年5至12月所收，将在20亿元以上。”依照这一可靠资料推算，1—4月合计销售6000包（每月销售1500余包，每包100两），每两鸦片配价1400元，总价值840000000元。5—7月合计销售4500包，每两配价3000元，总价值应有1350000000元。1—7月合计21亿9千万元，⁽⁸³⁾这还不包括“现存之膏土”的加价收入。按照伪禁烟总局局长程希贤的说法，数量也是这样。他在1945年夏天说：“总计本总局每月经征费款四亿数千万元，会计责任之重大，已非昔比。”⁽⁸⁴⁾每月征收“四亿数千万元”，尽管是在通货膨胀时期，这个数字也是够巨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