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导券”与鸦片烟毒在冀东地区的严重泛滥(禁戒毒品 日本对华北的毒品统治)

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省后，又向滦东地区发动攻击，军刀直接威胁平津。5月31日，国民政府派遣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进行谈判，达成协定。《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成线的以南以西地区。上述连线的以东以北地区，即冀东22县为非武装区域。这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随着日本军事和政治渗透力量的增加，在1935年冬季，殷汝耕在日本操纵下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冀东地区在日军控制下立即成为毒品的制造与走私基地。日本宪兵队为走私者直接提供保护，发给的通行证就是“安导券”。许多事实证明，关东军与驻屯军都直接参与了贩毒活动。⁽¹⁷⁾还是看一看毒品制造者山内三郎的直接感受吧！

他说：“冀东政权的首府在通州，但就在通州的郊外，在日军特务机关的默许下，也公然制造麻醉品。以海洛因为中心的各种麻醉品像奔流一样从冀东地区流向华北五省。整个满洲、关东州因冀东而骚然。尚未接受征兵检查的日本青少年，只要染指过海洛因的制造或贩卖，就会获得与身份不相称的收入……对于日本的海洛因制造、贩卖者来讲，从日军特别是宪兵队那里得到的‘安导券’，可以说是难以替代的宝物。如果没有那种保护，中国、满洲的官宪再懦弱，也做不了那样安全的生意。他们考虑采取什么形式将在海洛因生意中获得的利润返还给军队。结果没有直接赠送现金，而是积极地买飞机，将之捐献给军队。军人中也有见缝就钻的家伙，他们以慰问部队官兵的名义，直接闯到海洛因店来索要捐献。这样，与狐狸相互携手，把魔爪伸向了中国大陆。”⁽¹⁸⁾由此可见，所谓“安导券”就是日本贩毒分子的安全通行证。日军对制毒、贩毒提供了安全保护，制毒、贩毒分子为其军队提供军费支持。

1935年，日本人、朝鲜人在冀东的贩毒活动已经相当猖獗，小小一个昌黎县贩卖毒品的商家竟然有213家，其中日本人经营的有166家，朝鲜人47家。唐山的洋行有467家，几乎全部经营毒品。在滦东、临榆、秦皇岛、迁安等地，都聚集着数以百计的日本人和朝鲜人，他们清一色几乎全是毒品贩子。即使个别商贩经营其他商品，但也毫无疑问兼营鸦片、吗啡和海洛因。整个冀东变成了毒品制造、运输、贩卖和消费的自由乐园。当年，美国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参赞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就指出，冀东已经真正变成了鸦片烟毒的世界。⁽¹⁹⁾

日军控制了冀东之后，原来设在伪满洲国的毒品加工厂纷纷迁入天津。1936年，美国著名作家麦文氏发表文章谈及在天津的观感。他说：“多数制毒工厂已由热河、满洲及关东租借地，移至天津及唐山一带，再以天津为中心，私运至远东各地，并遍及全世界。故今日之天津日租界，几全为制毒工厂。”⁽²⁰⁾国联秘书厅禁烟组主任罗素爵士也指出：“天津日租界，现为世界制造海洛因之中心。区区四方哩之市区，有售吸所一千家以上，制造厂二百家以上，新厂仍如雨后春笋，逐日增加。此种海洛因制造厂，工作完全公开，故天津一隅毒化之害，不仅及于中国人而已，即世界各国亦受莫大影响。”⁽²¹⁾

日租界桥立街一带，号称白面窟。这里洋行林立，完全是日本浪人贩毒的天下。此外新旅舍后新寿街、闸口街各处销售日用品的商铺，几乎全是白面馆。在来往于津榆和平津的火车上，也到处是兜售鸦片和海洛因的浪人。⁽²²⁾作为华北贩毒中心的天津，有人估计1937年全市有1/10的人口吸食鸦片、吗啡和海洛因，瘾君子约有12万人，专门销售鸦片、吗啡、海洛因的场所有173家。在日本商家中，松本盛大堂、广济堂、丸二兄弟、楠德义等是公开销售毒品的药店，金山、乾卯等洋行虽然主要经营百货生意，但销售吗啡、海洛因也是重要业务⁽²³⁾。

制造毒品的有日本租界的官员，也有参与机密活动的特务。侨立街的一家生产毒品的工厂是“民流民团”主事田太助太郎以其妻弟的名义开设的，旺石街的一家吗啡厂的老板就是被誉为“帝国谍报之花”的川岛芳子（金璧辉）。她一边走私毒品，一边为日军搜集情报。⁽²⁴⁾

1937年1月13日的一项报告指出，日本人在北平和通州设立的贩毒机构叫作“东亚同乐公社”。北平的“东亚同乐公社”地址就在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内，通州的“东亚同乐公社”事务所设在北平的马家胡同。该组织的成员主要是日本人和朝鲜人，会费除每人每月交纳5元之外，另外需要交纳贩毒利润的5％。日军自通州进入北平，毒品随军带入，以避免中国警察检查。1937年初，在北平城内或近郊居住的日本人和朝鲜人有3700余人，多数住在日本使馆附近，其中大多数朝鲜人从事贩毒职业，其销售方式类似现在的牛奶公司，每日按时分送。一些惟利是图的中国不法分子也加入其中，当时在东单三条牛毛胡同和内半壁街都聚集着成群的毒品贩子。

日军毒品贩子沿平汉铁路把毒品运到沿线城镇，甚至在郑州转乘陇海铁路列车，将毒品运往豫西。据《大公报》1936年7月4日报道：“日人佐竹喜代次、铃木修次携带大小皮箱三个，于昨日由平乘一次快车来郑，铃木等下车后，向陇海花园方面走去，被在车站检查之宪兵发觉，以其行迹可疑，遂令其停止前进，以便检查。该日人等初犹不服检查，嗣由宪兵引至平汉郑州车站站长室施行检查，在其箱内查获红丸四十袋，约一千余两，即将人贩、赃物一并带至营部，由该营营长亲加讯问。据该二日人供认，红丸系由北平带来，拟带往陕州售卖不讳。当即将人犯、赃物合摄照片一张，并将所携之毒品按章扣留。”⁽²⁵⁾

8月17日，警察在郑州火车站查获贩毒案一起，系名叫乌嗣茂的日本人携带皮箱两个，从大皮箱中搜出红丸十二袋，自小皮箱中搜出红丸八袋，“约共连皮重四十一磅七五”。⁽²⁶⁾

在贩运毒品的队伍中，除以日本浪人为主力之外，日本关东军的军政人员也积极参与其中。1936年7月20日，在顺德车站查获关东军司令部翻译官河口桂太郎贩毒案。该犯于7月20日挟带烈性毒品二十三公斤，搭乘平汉一次快车到达顺德车站，被执勤巡官查获，“将该日人及所带之红紫色皮箱一个，藤提篮一个，一并带至罗站长办公室，眼同罗站长及该日人将皮箱启开，内有饼干盒一个，老人牌桂格麦片罐十二个，干菜竹笋罐五个，皮箱夹底下起出白布包裹一个，以上各物统系内装烈性毒品海洛英，共计毛重二十三公斤……该日人始供出真姓名河口桂太郎，并将古北口警备司令部发给之身份证明书交出，且亲笔书毒品单一纸”。⁽²⁷⁾

日本浪人或者沿津浦铁路输送到长江流域，或者沿石太路和同蒲路运输到山西大同、太原、临汾等大中城市。这一时期，日本、朝鲜的毒品贩子向华北贩运毒品的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例如，1936年9月27日下午7时，一名警察在太原车站查获毒品犯罪嫌疑人3名，⁽²⁸⁾旋即带到省会公安局处理。28日约请日本驻太原领事馆武官到场，当面将其携带的两个箱子打开，发现内藏19斤4两海洛因。⁽²⁹⁾

同年10月28日，铁路警察在邯郸车站从朝鲜人金光腹部和腿部搜获海洛因5斤和一张绘有邯郸、涉县、武安的地图。原来这是一桩以涉县为定点的兄弟间谍贩毒案，一方面贩毒，一方面搜集军事情报。这一案件说明，毒品的渗透已经转向中小城镇，甚至乡村。日本人的贩毒网络越织越细密。

同年12月12日，警察在天津开往上海的301次列车上发现一个朝鲜人携带蒲包两件，形迹可疑。火车到站后，经开箱查验，内藏海洛因23斤。⁽³⁰⁾此类事件连续发生，一次贩毒数量如此巨大，令人震惊。

日本、朝鲜的毒品贩子就个人来讲，自然以贩毒作为发财致富的捷径，而对于心存阴谋诡计的日本政客来说，以武力支持贩毒活动，将毒化作为侵略和控制中国的主要政策，是极其阴险的。鸦片等毒品不仅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软武器，同时也是吮吸占领区经济血脉的巨大吸血鬼。夹带走私毒品的日本人只是毒品贸易的前台人物，站在他们身后的是日军和富有效率的政府组织系统，在东亚各个城镇几乎都有根据地。它们承袭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经营手段，因为它们同样建立了在各地都有联系的贸易机构，而且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政治庇护、领事裁判权和财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