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风毒雾遍中华(禁戒毒品 洋药进口与土烟的发展)

清朝鸦片政策的变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逼迫下，承认鸦片作为洋药而合法输入，但即使如此，清廷也不是在鸦片问题上毫无作为，在一定范围内，清廷仍企图禁食鸦片烟。1863年4月，清廷颁布了一道圣谕，历述吸食鸦片的危害，严禁文武官员吸食鸦片。以后又三令五申，但其实际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洋烟的大量输入，银荒进一步加重。另一方面，吸食者的增加，对鸦片需求的扩大，也使国内亦已存在的土烟业日趋繁荣。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对土烟的禁与弛，前后有过无数次的争议反复。有些官吏仍坚持禁烟主张，如1878年曾国荃上奏《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提出在对洋烟无法禁的情况下，首先应禁绝土烟， ^[88]一些官吏开始承接鸦片战争前某些人的主张，在无可奈何中，考虑以土烟来抵制洋烟，增加税收，防止白银的进一步外流。

曾经为禁毒销烟呕心沥血的林则徐，在1846年接任陕西巡抚时，就曾鉴于禁烟已成为清廷之忌，从而不再疾呼禁烟抗夷，无奈之中也赞同允许内地种烟吸烟；但他担心“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未必回心向内”。1847年2月，林写道：“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 ^[89]这时候的林则徐，最担心的是土烟的质不如洋烟，因而没有销路。

1847年，李鸿章奏请允许各省种植罂粟，并以此抵制外国鸦片。一些地方官员为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或贪污中饱，也鼓励农民生产鸦片。还有人提出“寓禁于种”的主张，以土烟抵制洋烟，并增加税收。1884年主事余思诒向皇帝奏称：“深恐外洋贩运日多，应请于栽种罂粟地亩，一律照赋则二十倍征收。……更令各关卡议加税厘，以助防费。”连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多主张以土烟分洋烟之利。《申报》就曾刊文认为：“反不如大弛其禁，纵民耕种，令其足供民间吸食，国家可以岁收税银，每年科减二千数百万两出口之银，不归于印度而尽存于中国，为计岂不美乎？” ^[90]

官吏提倡，农民利厚，于是，土烟自19世纪70年代后飞速发展，到80年代，全国18个省几乎都种植罂粟。而清廷看到土烟行销日广，获利甚丰，便决定整顿土药税，以增加税收。1890年，总理衙门和户部奏请整顿土药税，要求各省详察妥办。4月15日的上谕称：“内地栽种土药为中国出产大宗。果能设法稽征，认真办理，既可裨益饷需，且亦收回利权之助。” ^[92]对名闻遐迩的鸦片特产地四川与徐州还特别列出了收税章程。

1840—1880年中国的土烟生产

由于清政府采取容忍甚至鼓励农民种植罂粟的政策，致使罂粟的播种日益广泛。史料记载：“自咸、同以后，烟禁已宽，各省种植罂粟者，连阡接畛，农家习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听之。”^[94]

西北的罂粟种植以山西和陕西为最普遍。在山西，罂粟19世纪60年代初仅在山坡地角试种，后来便在沃壤肥田里大量种植了。由于粮田被占，导致粮价上扬，社会出现混乱，清廷曾命山西巡抚沈桂芬刊刻告示，严厉禁绝种植罂粟。 ^[101]皋兰五泉山和武威所出的竟成了地方名产。

北方各地种植罂粟面积日益深广。新疆植烟始于咸、同年间，时约有1万人的陕甘烟农前住塔城、奇台等地，春去秋返，种植罂粟。1876年俄国旅行家波泰宁（Potanin）游历北蒙时说：在克鲁伦河流域见到大片大片迎风盛开的罂粟花。 ^[105]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内地农民到边地垦荒，趋罂粟之利而广种；二是大量退伍军人到黑龙江，亦以生产土烟为活，从而使烟毒日益泛滥起来了。

江浙一带土烟种植也相当严重。浙江的台州府各县，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种植罂粟，到19世纪80年代，罂粟的种植面积竟达十之八九。《益闻录》刊文指出：“浙东台郡，田家春熟，概种罂粟，豆麦则十居一二，每五月后，罂粟收获，始下谷苗。” ^[108]由于鸦片的畅销，使得温州的许多茶农也弃茶叶改种了罂粟。

江苏境内，1868年前，宿迁、萧丰、砀山（今属安徽省）等三县的罂粟“种植之区，已十居其一”， ^[111]徐州府的鸦片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上乘，与云南、四川所产，同为瘾君子梦求之物。

其他如安徽椒州、和州等地也多种罂粟。福建的闽北各地，“农民嗜利者，大半栽种罂粟为衣食之谋。近日有加无已，连畦接畛，几如丰台芍药，无处不花，而嗜烟者亦传染愈众”。 ^[113]

毫无疑问，土烟种植情况最严重者是西南云贵川三省。

云贵川的罂粟花

西南是中国栽培罂粟最早的地区，也是中国最适宜罂粟生长的地区。这一时期土烟的发展如雨后之笋。

四川的简阳县“道光末，乡人竞种罂粟”。 ^[122]

道、咸之交，有广东商人往贵州经商，并夹带洋烟入黔推销，因吸食日众而烟价昂贵，贵州绅商便从广东引入罂粟播种，由于地理适宜，所产鸦片品质极佳，于是种烟区波及黔东地区。咸、同年间（1851—1874），由于农民起义的影响，洋烟来路断绝，促进了土烟的生产。到光绪年间（1875—1908），镇压了农民起义，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商旅通畅，贵州鸦片生产也盛极一时。开州、婺川等地“开垦之地半种洋烟。……查种烟为近来民利大宗，积习已久，骤难禁革”。 ^[126]

云南的罂粟竟种到了省城的城门下，光绪年间有人游昆明记载：“出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塘，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 ^[127]

咸丰年间（1851—1861），鸦片与其他外国商品一起侵入西南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到同、光年间（1862—1908），罂粟也在这些地区流行开来了。在土家族居住的四川酉阳州，因鸦片“得价甚昂贵故乡村篱落皆遍种植之”。 ^[131]

由上可见，19世纪70年代以后，罂粟在云贵川地区已形成专业性经济种植区域。其恶果之一是这些本来粮食完全能自给的地区，竟要靠从外省调入粮食了，并由此而形成人为的粮荒。缺粮首先在四川出现，罂粟排挤粮食作物，“细民渔利，往往弃菽麦而种之”。 ^[135]此后粮荒与饥饿一直缠扰着中国人达半个多世纪。

土烟的发展数量是惊人的，1866年，估计土烟产量有5万箱，1870年达7万箱， ^[137]分析下面的表格（下表）后，这一估计是可信的。

19世纪80年代中国部分地区鸦片产量估计：

资料来源：《益闻录》，第145号，光绪八年二月十四日。

总产量超过40万担，约为1881年进口洋烟总量的4倍，若按每亩产3斤计，罂粟的种植面积约有1330万亩，又据《清实录》，1859年全国耕地面积为771000000亩，1887年增至847000000亩。 ^[138]罂粟种植面积已为耕地面积的1.6％（见下表）。

1866—1894年中国罂粟产量及耕种面积的估计：

注：本表根据有关资料推算，鸦片亩产以3斤计。

由此可见，至晚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已从鸦片的纯消费国家，发展成了生产、贩售、吸食一体化的毒品大国。

在鸦片的贩运中，产生了各类烟帮。他们多则数百人，少则几十人，结队而行。每人夹带20—30斤鸦片，遇大关绕道而走，逢小卡常聚众抗拒，甚至武装毁卡闯关。西南地区江河支流极多，处处有小道可通，烟帮为绕避厘金，不畏艰险，翻山越岭。一旦成功，所获甚丰，每人可得数十两白银。于是，人们见利趋之，烟帮日益壮大。

台湾的烟毒

台湾是中国鸦片较早输入与泛滥的地区之一。在鸦片战争前吸食鸦片的现象已颇为严重。战后，台湾兵备道徐宗干劝诫民众禁烟，遂订立禁烟公约，互勉戒烟，吸食者“一时殆尽”。 ^[140]朝廷准奏，从此，土药种植日广，由公田而扩大到私地，特别在嘉、彰各属种者渐多。土药虽然渐多，而洋药也未见减少，每年稳定在4000—5000箱的水平（详见下表），土药、洋药的云集导致鸦片贩卖业的繁荣。在台南，鸦片商人联合设立“芙蓉郊”的商会，每箱鸦片征费2元作为活动经费；而售鸦片烟膏的芙蓉铺，也组成公会，以促进烟膏的销售，芙蓉铺之多甚至超过了米店。鸦片的增加使鸦片厘金也稳步上升。这笔巨款主要用于台湾的防务。鸦片厘金由商人承揽，经营得法可以发财，反之也有因此欠债的，如陈郁堂揽办台南的鸦片厘金，结果欠款46000银两，被巡抚刘铭传怒而撤办。

1878—1892年台湾进口鸦片数量统计（箱）

资料来源：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9页。

1887—1892年台湾征收鸦片厘金的统计（两）

晚清海外华人的吸毒状况

明清之交，中国南方沿海各省的民众纷纷渡海出国谋生，逐渐形成了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社会。华人社会形成后，吸食鸦片伴随而来，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一个污点。

关于海外华人和华侨吸食鸦片的原因，主要有五点。一是英国在印度种植罂粟，向东南亚英国殖民地运输鸦片，以毒害当地民众，以后迫于压力虽表面上停止向中国出口鸦片，但仍继续向东南亚输出鸦片。二是不少殖民地当局实行歧视华人的政策，甚至引诱华人吸食。例如在东南亚的英、法、荷、葡殖民地均颁有禁律，严禁白种人吸食鸦片，违者处10年监禁；但对华人则毫无任何禁止，反而诱惑奖励，加之华人自己没有节制，致使华人遍染烟毒。如矿场主经常向华工赊价提供鸦片，以引诱华工尽可能多吸食鸦片，迫使他们负债累累而终身被其榨取。据史料记载：华工出国时“大多数不吸食鸦片”，正是因为他们年富力强，他们才被人口贩子骗卖到海外的矿场和种植园做苦工，很显然他们是“在英国旗之下，始成此瘾的”。 ^[141]三是有些华人以贩毒为业，专门向同胞销售毒品。到19世纪后期，当地华人中的帮会、黑社会组织或有力者已牢牢控制了这项利润丰厚的交易。这也刺激了华人中的烟毒的蔓延。四是由于缺少正常的娱乐活动，甚至还严重地缺乏女性，这使得男性常常感到备受压抑；他们只有辛勤劳动，才能实现衣锦还乡的梦想，但过度的辛劳，往往使得他们意志动摇。生活的艰辛，理想的破灭，使移民们只能通过吸食鸦片来逃避现实，麻醉自己。五是受到国内鸦片泛滥，烟毒猖獗的影响。有些人出国时就已染上了烟毒，出国后继续吸食，日益严重。这一切使得鸦片在华人社会中泛滥开来了。

为了维持日益庞大的政府开支，东南亚殖民者当局实行鸦片饷码制度。他们首先垄断生鸦片的进口和供应，然后把熟鸦片膏的销售权招标让华商来承包；这一制度一方面使得殖民当局不必去设立机构，就可从鸦片承包商中取得稳定的税收来源；另一方面承包商则从鸦片销售垄断中获得可观的利润。而且，出售的鸦片越多，双方所得到的利润也就越丰。由于承包鸦片获利极丰，因此，不少华商或华商组成“辛迪加”来投标，一旦中标后，当局与华商便签月约，合同规定承包商每月上缴固定的承包费，以获得一至三年的鸦片销售垄断权。当局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垄断权不受他人的侵犯，鸦片承包商再与零售商或烟馆老板订立供销合同。

获利极丰的鸦片饷码，是华商和华人帮会的竞争焦点。华商在其背后秘密会社的支持下，互相争斗，暗杀事件层出。在鸦片承包、财富和社区权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有钱的人上升为帮会的领袖，然后借助帮会的力量获得鸦片的承包权，承包后所赚取的巨额利润又被用来扩大其在华人社区中的权力。事实正是如此，新加坡最早的鸦片承包商蔡沧浪就是一位著名的华商，同时也是福建帮的头领。 ^[143]大多数鸦片承包商既是富商又是帮派首领的事实表明，他们可以用金钱和影响力，在华人社区中不断扩大鸦片的消费市场。于是，吸毒的病灶日趋蔓延，更多的华人成了瘾君子。

在新加坡、马来亚的华人中，早在19世纪中期就流行吸食鸦片了。它成为华人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正式的社交方式而被社会所接受，每当客人来访时，主人便将鸦片连同茶水一起端上来让客人享用；春节的时候，吃罢年夜饭，人们就往城里去，纵情于饮酒、赌博和吸食鸦片之中。 ^[145]这些比例远高于中国本土。

鸦片泛滥给华人社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鸦片吞噬着华人的血汗钱。吸毒如烧钱，一项调查表明，1948年时，新加坡的华人瘾君子中，有三分之一人的75％的收入购买鸦片。在马六甲，中国苦力们也要花费收入的三分之二来吸食鸦片。鸦片破坏了华工们的进取心，除了鸦片以外，他们逐渐对生活不感兴趣：不再汇款给国内的父母，对家庭生活失去信心，对祖国、民族漠不关心而自甘堕落。鸦片还严重损害了华工的健康，使他们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直至毁灭。

吸食人口的估计

由于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土烟种植的蓬勃发展，鸦片吸食人口急剧增加。19世纪50年代中期，洋药空前增长，而土烟种植也连年扩大。鸦片总量的增加，大大刺激了吸毒人数的上升。估计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口约300万。60年代开始吸食者不断上升，根据80年代的洋药和土药的总量推算，吸食鸦片的人口约为2000万，占全国总人口42000万人的5％左右。

吸食者中官吏占有不小的比例。公开在衙门内置床点灯，已是随处可见的场景。徐珂的《清稗类钞》称：“鸦片盛行，官署上下几于无人不吸，公门之中，几成烟窟。”有人仿唐诗曰：“一进二三堂，床铺四五张。烟灯六七盏，八九十枝枪。”有些官吏不仅“以身作则”，而且还率家皆吸。光绪年间有一王姓京官，外放后携眷出都，竟设有一吸鸦片的专车，原因是“车里共有36枝烟枪，除王老爷用的以外还有太太、姨太太、少爷、少奶奶、孙少爷、孙少奶奶等用的，他们都吸鸦片；再加上幕友家丁中吸鸦片者所用的，烟枪总数恰好是《水浒》上的天罡之数”。 ^[146]像这样的烟鬼之家，在晚清并不少见。

军队比鸦片战争前还要依赖鸦片。《如此官场》描写参将黄龙基“长枪不使使短枪，因犯罪被发配，途中瘾大发，寸步艰难”。天虚我生曾作诗讽刺道：“不使长枪使短枪，乌烟老将夜登场，营门破晓点名去，鼻涕横拖一尺长。”

一般民众吸食也很普遍。台湾“几乎所有各阶层居民都吸食鸦片”。 ^[152]

鸦片在近代中国蔓延、泛滥的原因

中国本来并不出产鸦片，而且是世界上颁布禁烟令最早、最多的国家，为何却成为鸦片烟毒最严重的地区？我们通常把根源归结到英国人头上，但这只是部分答案，因为大英帝国有众多的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为何鸦片只在中国发生了震颤国家根基的社会问题呢？

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从中国内部去剖析。

在中国内部的众多的问题里，吏治是最重要的。在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已经探讨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确，当一道道庄严的禁烟令，被各级官吏视为具文时，禁烟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了。

在本节的前面，我们又回顾了清廷鸦片政策的变化，当鸦片厘金成为清财政的支柱后，三令五申的禁烟令实际已灰飞烟灭了。但是，这些现象的出现，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都是鸦片吸食的“果”，而非其“因”。在这些泛滥到难以收拾而不得不收拾的局面产生以前，中国人已经把吸食鸦片当作了一种新的饮食生活习惯。因此，对中国人接纳鸦片这一历史的事实，沿波溯源，我们应该从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探讨。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是一个家族主义的社会，在家族的组织和乡土的社会里，人们只服从于家长的权威，而缺乏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和公德心；只有家族观念，而少有民族国家意识，当然也就养成了人治的依赖性而缺少法制观念。如禁烟方面，尽管国家屡颁法令，但因其有利可图，从乡村的土豪到城市的各种小集团的领袖、有力者，争相趋之。这种示范效应的威力远远超过了“天高皇帝远”的龙廷懿旨。于是，产毒贩毒涉及官吏、军人、地主、土匪、商人、帮会、会党、马帮、鸨母、流氓、乞丐、农民等，几乎包罗一切阶层。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官吏阶层每每借口禁烟而层层盘剥民众，使烟价抬高，于是只要是涉及鸦片的便能获利。以农民为例，种植罂粟可比种其他农作物的收入高3至5倍，于是有些人便不顾国家禁令和民族存亡，以至罂粟“连畦接畛，满野缤纷”了。

与国家民族法制观念薄弱相反，老庄思想却深入人心。不仅士大夫阶层成功为儒，失败为道，而且一般民众也颇感染消极避世之风习，以知足常乐为最理想的行为模式，而这种思维的极端往往容易走向对罪恶、对病态的容忍，所以一旦处在政治黑暗、环境恶劣的逆境时，整个社会容易产生以精神自慰抗衡外部压力的状态。这种心理上的自慰又须借助于一定的形式，千百年来一直有部分中国人追求仙丹石散、不老灵药，以消极避世、麻醉自己、求得自慰。庄周的梦蝶之说与鸦片所造成的意境，在社会功能上是完全吻合的。正如林语堂所言：“道家思想像吗啡一样能神奇地使人失去知觉，于是便有神奇的镇定作用。它减轻了中国人的头痛病与心脏病。” ^[154]之所以拿鸦片当饭吃，甚至于不吃米饭也要吃黑粮的鸦片，是因为鸦片能最大程度上满足自慰心理。当然，鸦片这种毒物有成瘾性，成瘾以后的废食狂态则又另当别论了。

鸦片盛行于晚清这个衰世也绝非偶然。早在鸦片战争前，汉族士大夫阶层处在清朝异常残暴的统治下，已感苦闷又找不到出路，便将精力消磨在鸦片之中。我们已经在前述的大量史实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鸦片吸食之风，的确首开于宫廷的达官贵族阶层。当近代一败再败于列强的坚船利炮后，整个统治阶级精神萎靡。他们不仅在物质武器上抵挡不住西方的坚船利炮，而且这个病入膏肓的政府根本就没有什么精神武器，他们奉为圭臬的儒家专制统治思想实际上已经破绽百出，而几千年来的中华中心主义，使他们惯以老大自居，拒绝接受一切外来的新鲜思想。历史的惯性，决定了这个老大帝国缓慢而又彻底地崩溃的结局。这种结局，或多或少地让他们感受到了，这种感受让他们绝望。这种消极绝望的心态与鸦片一拍即合，于是在黑甜乡里，吞云又吐雾，麻痹自己，连毒害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也无所顾惜了。

当然，这一阶段，中国人吸食鸦片的面是日益扩大了，整个中国都堕落于烟毒的深渊。还有，以往人们较多地分析统治阶级吸食鸦片的原因，而较少地研究贫困者吸食鸦片的理由。如果把鸦片瘾者的职业做一研究的话，就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是各业劳动人民，他们堕入毒渊，有着与恶劣的生存环境不可分割的原因。

第一，工农劳动者终年劳作，收入微薄，每日清汤素菜，营养极差，因此大多身体瘦弱，精力不济。在劳动强度大而身体羸弱的情况下，吸食鸦片可暂时消除疲劳，振奋精神，久而久之，烟瘾渐深，不能自拔。

第二，在缺医少药的农村山区，鸦片被当作药物而广泛使用。如清末的贵州，全省只有省立医院的20张床位，几家私人诊所，一些县城里的官僚绅商尚无医无药，更不用说平民百姓。因为鸦片具有麻醉、镇痛、收敛等功用，所以它便成了平民百姓包医百病的救命良药。民国时期，福建一戒烟医院曾对188名鸦片瘾者的成瘾原因做过如下分析。

福建188人致瘾原因调查：

资料来源：《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29页。

但鸦片只能一时奏效，用量过多，成瘾中毒，耗财废人。

第三，劳动人民因受教育程度低，缺乏科学知识，同时，在极贫困乏味的生活中，鸦片是一种当时最为低廉易得的娱乐型消费品。近代中国除少数较短时期的禁烟年代以外，鸦片几乎是一种与盐油柴米同样的日常小商品。与一般消费品相比，其价格便宜，只需1角钱或几个铜钱就能得到满足。特别是农民自种罂粟以后，几乎不用购买，它熬制方便，吸食也简单，所以到了后期，吸食者“农村反多于城市”，烟毒由此大面积泛滥。

张之洞山西禁烟

在晚清烟毒日益泛滥之际，山西巡抚张之洞在山西断然实行禁烟，扭转社会风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如前所述，山西是北方烟毒较严重的地区之一。以罂粟种植为例，1877年全省耕地面积约530万亩，其中罂粟达60万亩，占九分之一。 ^[157]

张之洞的建议得到光绪帝的赞同，遂命他“随时查察，有犯必惩，以挽颓俗”。 ^[158]于是，张在山西全省发动了禁烟运动。其主要措施有以下六方面。

第一，严令所属官员，实行禁烟。他要求各级官吏颁布禁种文告，“各道府州转饬所属，务须实力禁绝，竭诚劝谕”。如有不力者“立予撤参惩办”。 ^[159]第二，要求乡民订立规章，逐户查禁。有些农民因植烟利高，尽管政府严申禁种，仍偷偷种植。对此张之洞规定，一旦查出种烟田亩立即“过割于公庙”。命令每村书禁种罂粟保证二份，一份送县署，一份张贴于公庙。第三，成立戒烟局。他仿照李鸿章在天津设禁烟局的办法，在太原设禁烟局，并延请医生到山西协助禁烟。第四，禁止吸食鸦片。他严令保甲局查夜查街，将烟馆一律驱逐，严整官员、士子和士兵等吸食；还建立戒烟机构，协助戒除。第五，惩办禁种不力的官员，对惩办不力的永宁知州贺澍恩、静乐知县李兆襄奏议摘去顶戴；对参报不实的恒曲知县赵锡恩、赵城知县王耀章、绛县知县刘斌等予以撤任。同时奖励工作认真卓有成效的雁平道广荫、交城知县贾成霖、河曲知县徐水吉等。第六，坚持不懈。第二年，张之洞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颁布《禁种罂粟章程十条》，要求各级官员因地制宜地加以变通和推广，巩固禁烟成果。

在张之洞的主持下，山西民众纷纷投入禁烟，交城代州的农民铲除罂粟，种植桑棉蔬菜。经两年努力，山西禁烟已有初效。自禁种后，“南滨黄河，北抵边外，或什去八九，或什去六七” ^[160]。光绪十年（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离开山西时，他曾函告继任者奎斌，希望对“罂粟应随时派查”，对临汾岳阳、交城等关键地区须派兵弹压，以作声势。但上述的种种禁烟措施在张之洞离开山西后即废止，戒烟局为税务局所替代。烟毒回潮，泛滥依旧。

尽管如此，张之洞的山西禁烟实践，毕竟是当时洋烟与土烟肆虐中绝无仅有的一场力挽狂澜的行动，不仅在中国禁毒史上留下了可贵的记录，也为山西后来的禁烟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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