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第二次禁烟运动(禁戒毒品 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

甲午战争后的禁烟呼声

马克思在论述中国近代史时曾指出：“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 ^[46]外国鸦片的大量输入，土烟的洪水般的泛滥，对外战争的屡屡失利，甲午一战，经营了30年自强运动的清朝，被崛起的岛国日本打败，此后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首都沦陷，衰弱腐败的老大帝国栋梁崩析，大局难撑。值此民族危亡之关头，进步的先驱者们纷纷行动，发出了维新变法的强烈呼声。对使中国人戴上“东亚病夫”耻辱称号、蒙受病身败家、亡国灭种之害的鸦片，人们更是深恶痛绝。于是，禁烟成为各阶层人民的共同的心声。

在统治阶层的内部，一些正直有责任心的官员继承林则徐的遗志，再扬禁烟旗帜。1878年当烟毒日炽之时，曾国荃从“多种一亩罂粟，即少收一亩五谷”的角度，提出必须禁烟。 ^[50]

民众对日益严重的鸦片流毒极为担心：“悲哉，洋烟之为害，乃今日之洪水猛兽也。然而殆有甚焉。洪水之害，不过九再，猛兽之害，不出殷都。洋烟之害，流毒百余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数十万万人，以为浸淫，尚未有艾。” ^[53]1903年志士金天翮在上海出版《女界钟》，把鸦片陋习同民族危亡联系起来说：“从古灭种之国，皆由于自造而非人所能为，今吾中国吸烟缠足，男女分途，皆日趋于禽门鬼道，自速其丧魂亡魄而斩绝宗祀也。”作为中国腐败落伍象征的鸦片，成了清末要求实行变革挽回颓势的人们的打击目标。

海外华人的禁毒行动

华人中吸食鸦片风气的蔓延，不仅极大地危害着华人的身心健康，消耗了大量的财富，而且还使华人社会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20世纪初，进步的华人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认为吸食鸦片是民族衰落的主要原因，于是发起了禁烟运动。华文报刊首先发表禁烟文章。如新加坡的《叻报》《星报》《天南日报》等从1889年起，就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坚定地表示厉禁的态度，呼吁华人同胞尽快结束吸毒恶习。 ^[54]

当地华人医生殷雪村和林文庆博士在1906年发起成立禁烟团体振武善社，在数月之内，社员人数增加到500人，筹集15000叻币，建立戒烟中心，免费为吸毒者提供戒烟服务。振武善社成为当地禁烟运动的领导中心。运动很快推进到槟榔屿，在当地医学博士伍连德的倡导下，1906年11月，成立了禁烟协会，伍出任第一任会长。在槟榔屿华人的热情参与下，募集了16000叻币，设立戒毒中心为鸦片瘾者服务。在怡保、吉隆坡等地也相继成立两个禁烟协会。1907年3月，在怡保举行第一次禁烟大会，有3000多人参加大会，会议通过10项决议，要求废止鸦片专卖制度，政府对鸦片消费加强控制，对鸦片烟民实行登记，提高烟价，限制出卖鸦片给21岁以下者等。他们无情地揭露鸦片对身体和钱财等方面的种种害处，以此警告那些瘾君子早日到戒烟中心来除掉恶习。次年又在槟城召开第二次禁烟大会，重申了这些要求。

从这些观点分析，尽管还不是明确要求当地政府断然禁烟，而只是希望在华人社会中禁止吸食鸦片，但也对政府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并迫使当地政府采取了一些行动去限制鸦片的吸食。

对有些烟瘾极重的瘾君子，仅羞耻感还不足以让他们放弃这种恶习。于是禁烟运动日益深入。1907年10月3日，新加坡禁烟协会召开大会，通过一项新的决议，要求华商不要雇用那些瘾君子。在郑聘廷的率领下，他们还挨家逐户走访华人商店，要求店主签字画押，以后这一行动推向东南亚各地。

禁烟运动几乎波及华人社会的各个角落。华人中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党人首先通过宣传网络支持禁烟运动。如维新派的《南洋总汇报》和革命派的《中兴日报》等，纷纷发表社论，予以全力支持。新加坡的革命党负责人陈武烈、郑聘廷还直接领导了禁烟运动。许多华人官商也声援。新加坡的中华总商会历来被视为华人社会的领导机构，该会对禁烟运动的明确支持，对商人们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著名的锡矿大王胡子春等不仅从财力上援助禁烟，而且他们也亲自积极投入禁烟运动。

华人禁烟者们指出，数十年来，外国把中国整个民族视作瘾君子，中国人被蔑视为下等民族，吸食鸦片更是成为海外华人的标志。在美国，烟馆与荡妇、不讲卫生和疾病一起，被认为是唐人街的特征；澳大利亚则以中国人吸食鸦片为由而拒绝华人移民。中国人必须改变作为鸦片吸食者的可耻印记。他们还指出，中国人要走上富强之路还有重重障碍，而其中之一就是吸食鸦片；如果希望中国不再衰弱下去，中国人必须杜绝这一恶习。海外华人的禁烟努力，促进了中国国内禁烟运动的深入发展。

驻英公使与国内禁烟的互动

在英国发动鸦片之战、向中国倾销鸦片时，其国内便出现反对鸦片贸易的言论。在1843年，英国国内有一位名叫沙夫茨伯里（Ashley）的伯爵，向国会提出：“鸦片贸易和垄断全然地与奉行基督教的王国的荣誉和职责不符”。 ^[56]曾多次受邀参加禁烟会议，英国民众希望在中国推行禁烟运动。郭氏深受英国禁烟活动的影响。可以说，英国的这些禁烟活动促成了郭嵩焘禁烟思想的成熟。

1877年，郭氏作为驻英使节抵达伦敦时，正值英国举行有关世界风情的展览。上议院议员阿什伯里侯爵（Lord Ashberley）遍游世界归国，在伦敦的展览中，他拍摄的有关世界各地风土人情的照片为人们津津乐道。郭氏在谈到其中有关中国的照片时说：“英国议政院阿什伯里遍游各国，所至风土人情，照相记之。而于中国，为男女僵卧吸食鸦片烟，以取笑乐，臣甚愧之。” ^[57]

“男女僵卧吸食鸦片烟”，成为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的典型形象。照片中男女杂卧吸食鸦片的情形被西方人所讥讽，郭氏也因此深感耻辱，遂深入思考鸦片问题，加上英国国内各类戒烟会的影响，其禁烟思想体系逐渐完善化。

首先，郭嵩焘严禁随从人员吸食洋烟。他规定，随从人员要遵从五戒：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出外游荡；五、戒口角喧嚷。其中，将禁吸鸦片列于五戒之首，可见郭氏对禁烟的重视。

在郭氏呈递给清廷的奏折中，也明确提出禁吸、禁种、禁闭烟馆的主张。

禁吸。他认识到“西洋人士知鸦片烟为害之烈，与中国受害之深也，相与设为公会，广劝栽种贩卖……而在中国，为男女僵卧吸食鸦片烟，以取笑乐”，认为“禁止鸦片烟不在繁为禁令，在先养士大夫之廉耻”，主张以三年为期限，广施戒烟药，实行戒禁，如果逾期未戒，则分别予以惩处，以达到“激励士民之心，而作其气，使之所耻”的目的，认为应采取由上而下的步骤实行禁吸，“先官而后民，先士子而后及于百姓”， ^[58]以便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禁种。郭嵩焘认为，罂粟种植与鸦片流通致使吏治废弛，使田地荒芜，使粮食产量大减，“是各省多栽一亩，即民间多增一亩之害端，国家亦多废一亩之生产”。对此，只有断绝根株，实行禁种，才能清旧俗、广积粮，才能根本解决粮食问题。为此，要选派绅员监督禁烟情况，并严防胥吏讹诈。他认为，虽然民间也有自设的禁烟会，但毕竟“出自民间私议，有劝导之功而无董率之责，其势不足以振发人心”，因此，各省应派员前往各府州县稽查禁烟情况。

禁闭烟馆。认为“鸦片烟为害之烈，尤莫甚于烟馆。无艺平民及子弟之有管束者，无不从烟馆吸食，以至积而成瘾，其害亦人所共知”， ^[59]因此只有禁闭烟馆，才能断绝扩大传播。

在外交方面，郭嵩焘主张中英应合作禁止鸦片贸易。自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贸易得以合法化，膏捐也逐渐成为清廷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之一，郭氏认为鸦片是西方与中国结怨之祸根，“推原祸端，创巨痛深，宜如何疾首蹙额，相为禁戒，以视无忘国耻之义”。 ^[62]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先禁土烟”的思想比他同时代的思想家要更先进、更深刻。

除此之外，郭嵩焘还充分利用地利因素，适民族危亡之际，以士绅为联合主体，回故乡设立禁烟公社，“以宗族乡党自律为主要手段，以禁闭烟馆为‘悬的’，以‘会讲’形式宣传禁烟”。 ^[63]

1879年郭嵩焘与志同道合者在湖南设尊行禁烟公社，并制定禁烟公约，以“力矫湖南造谣倾轧之习”。尊行禁烟公社设立后，向社员分发禁烟小册子《尊行公社小引》，广泛宣传禁烟。

1881年，湖南思贤讲舍禁烟公社成立。郭嵩焘之所以选择以学校思贤讲舍为宣传禁烟思想的场所，是因为学校道德教育为禁烟的本原，“方今鸦片之流毒，几于有家者不能保其弟子，有国者不能保其民，诚欲治天下，必自禁鸦片烟始。诚欲禁鸦片烟，必自挽回人心风俗始。诚欲挽回人心风俗，必自学校始”。 ^[64]在禁烟公社的集会上，郭嵩焘每次都反复痛陈鸦片于国于民的危害，号召人们洁身自好，远离鸦片，若沾有此瘾，应迅速戒断。之后，社员们多次在此举行禁烟活动，发表禁烟言论，以期达到整顿人心风俗的目的。

可以说，郭嵩焘的禁烟思想及湖南禁烟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禁烟运动的发展。一方面，郭嵩焘上奏清廷的奏折，对清廷之后颁布大范围的禁烟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摧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郭嵩焘的禁烟思想受英国国内禁烟运动的激励，是在与英国各禁烟团体相互接触中逐渐成熟的，这也开了中国与英国民间团体合作禁烟的先例，为万国禁烟会之后各国之间的禁烟合作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郭嵩焘的禁烟思想对地方的禁烟运动更是起到了促进作用。他回国之后，在家乡湖南分别开设了尊行、思贤讲舍等禁烟公社，以学校为宣传禁烟的场所，并以整顿人心风俗为本，以三年为禁烟期限，多次开展禁烟活动，进行禁烟会讲，分发禁烟小册子，对湖南的禁烟运动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传教士推动中国禁烟

外国传教士是推动清末禁烟运动向前发展的特殊群体，他们以教徒为主体，以召开禁烟大会为主要方式，以传教为目的，积极参与中国的禁烟运动。在西方列强用鸦片打开中国大门之时，传教士也随之进入中国，传教士大多乘船来华，让他们困窘的是，船上同载着鸦片。 ^[66]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有在华传教士发表禁烟言论，裨治文（E．C．Bridgman）便是其中之一。1832年3月，这位美国传教士在《传教士先驱》上发表文章，抨击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危害，将鸦片视为“折磨中国社会最大的罪恶之源”，同时也对中国国内毒品问题进行了叙述。这是美国传教士首次公开地在西方杂志上评论对华鸦片贸易问题，该文也使得美国公众能够第一次了解西方商人在中国的鸦片走私活动。 ^[67]

《万国公报》的创始人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在“中西略论”这一专题中，也专门论述了鸦片问题，在文章中，他提到：“华人知之鸦片来自外国而不查明由何国而来，故恨鸦片者遂迁怒于外国人也，迁怒于外国之传教人也。抑知传教者是凡见有吸食鸦片之人，断不容其进教，岂复与闻鸦片之事乎？而华人之小见者每谓：‘外国人以鸦片害中国之人，使吸此者身体柔弱，不堪与外国人争雄，乘此而谋中国土地不难也。’故不分清浊混而名之曰：外国人。即混而指之曰：此卖鸦片之外国人也。外国人闻之不甘于心，此即有关系之虑矣。” ^[68]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民对鸦片的憎恶，并将这种感情转嫁到传教士身上，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也充满了敌视。

不仅如此，普通中国人对英国的第一印象就是鸦片。一位曾经游历过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指出，（中国人）“认为英国运鸦片来毁中国，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印度，或鸦片来自印度，他们以为鸦片来自英国。英国人把鸦片从本国运到中国来卖，以图暴利，根本不顾道德问题”。 ^[69]

当时，确有一些西方商人为罪恶的鸦片贸易辩护，认为吸鸦片不会上瘾，就如同西方人嗜酒一样。但许多传教士并不苟同这一观点，在浙江活动的外国传教士慕稼谷（Moule）对此曾有一番经典的论述：“真正能比较的只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吸鸦片和酗酒……吸鸦片的人不像喝醉酒的人一样大吵大闹，他也不会踢他的老婆，但不同的是，喝醉酒的人会踢他老婆而吸鸦片的人则会卖掉他的老婆。” ^[70]

对于上述观点，美国学者费正清在文章中也表示赞同：“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吸鸦片，这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英国在中印鸦片生意的繁荣。由于鸦片属于服用上瘾的毒品，它的社会危害远比今天在英国谈虎色变的杜松子酒要大得多。” ^[71]

也有传教士将西方吸食烟草与中国的吸食鸦片加以比较。例如，福州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llitle）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Chinese）一书中指出：“西方所谓的智者对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方式几乎处于无知的境地。他们认为东方人吸鸦片就像西方人吸烟一样。然而，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一个人可以站着、走着或者是躺着吸烟，并且在吸烟时仍能处理许多的事；但是吸鸦片的人只能躺着，并且在吸烟时要全神贯注吸鸦片的整个过程。吸烟的人通常从他嘴里吐出烟来，但在中国，烟鬼吸烟时，要先把烟‘吞’进肺里，然后从他的鼻孔里吐出烟来，是很少直接从他嘴里吐出来的。” ^[72]

不允许瘾君子加入教会，这是基督教的教规之一。而在中国鸦片本土化之后，由于土药的“物美价廉”，鸦片逐渐自产自销，鸦片的消费量逐年递增，瘾君子的人数也愈来愈多，因此，符合条件的教徒也越来越少，这就使得传教士传播“福音”的活动大受影响。

由此，传教士们意识到，为使中国人从精神上“皈依”基督教，必须帮助清政府禁除鸦片。长期以来，他们也为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或设立戒烟所，或撰写禁烟文章，或召开禁烟会议。1871年，传教士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戒烟所，之后各地教会纷纷设立戒烟所，至1907年，中国内地教会在成都设有101所戒烟所，在太原设有71所。 ^[73]这些是近代中国出现的第一批戒毒所。

传教士以《教会新报》《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等报纸作为宣传禁烟思想的阵地。一位名为德贞（Dudgeon，J．H．）的英国传教士曾在《教会新报》上发表了题为《施医信录论鸦片烟》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谈到当时中国的鸦片问题，并发出中国应该禁吸、禁种的呼吁：“故烟能败精神，耗财物，损声名。内为家人所鄙薄，外为亲友所轻视。无怪乎中原财帛一年穷于一年，人民精神衰弱子嗣艰难一年减于一年。国累民贫，吸烟之故。余实为寒心，直有涕泗滂沱隐痛更兼。鸦片其初来自外国，今则内地各处皆种植之。年复一年，多于五谷。再若任其播种，将来天下之大皆为产烟之区，尤可虑也。惟愿中国皇上辅政各臣设法禁止民间不种鸦片，只种谷粱。种与吸者日见其少，培养数载，国阜民丰，是为愿。” ^[74]

德贞在华传教期间，已经亲眼看到了鸦片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害，更为深刻的是，他已经认识到罂粟与五谷争地利的弊端，罂粟的泛滥种植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粮食危机。

一方面，在传教士们的不懈努力之下，另一方面鸦片烟祸日益深重，教徒们也逐渐意识到鸦片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危害，亦纷纷以报纸为阵地，劝国人戒烟。

在1895年的《中西教会报》上，一位署名杨葆庚的教徒发表了《戒食鸦片论》的文章。在文章中，他以论述鸦片的危害作为开端：“物之害人者多矣，而惟鸦片为最酷，何也？凡食他物皆有休止之时，惟有此物一与之亲，则终身莫解，似为绳索所缚者，烟瘾一至，不能稍缓片刻，呵欠频来，涕泪并至，手足百体，不能自主，吸食日久，颜色憔悴，面目瘦削，寿命不长，纵苟延残喘，而神色颓丧，形容枯槁，虽生亦无异死耳，此害之在身体也；士农工商最忌费时失业，若吸烟之人，兢兢焉为烟是急，其他虽有急事，不暇兼顾，经营转委他人，出入非由自己，此害在事业也；士子读书稽古，每思直上青云，兵戎奋武边疆，亦欲出人头地，至吸食鸦片，则血气日见其虚，精神日见其弱，惰怠偷安，惟烟盤之久恋，萎靡不振，觉烟墩之难离，于是英锐之概不复存矣，此害在志气也；至于烟枪选其陈旧，烟具备极精工，翡翠嘴，纹银头，矜奇炫异，浪掷青蚨，久之而靡费日多，家计日损，东移西撮，囊槖一空，亲旧不相往来，邻里无复过问，此害在费用也；资财俱成灰烬，事业致慨烟销，家之破也，身亦随亡，可痛父母已迈，谁供高堂之菽水，妻子困顿，孰恤旦夕之饥寒，坐令父母妻子，承受煎熬之苦，此害在一家也。”

作者在文中，从国民之身体、事业、志气、资财和家庭五方面分析了鸦片给国人带来的巨大危害，尽管作者是从“上帝仁爱”的角度、从宣传教义出发的，但是在分析鸦片危害方面可谓一针见血。文中也明确指出入教的条件：“凡吸食者不准入教，或有隐讳者，一经查出，无不斥逐，所以骏其防闲也。”

传教士在宣传禁烟思想的同时，于全国各地广设戒烟所，广施戒烟药方，但戒烟效果不尽如人意，对此，杨葆庚认为，戒掉心瘾才是根本之计：“医院中立戒烟妙法，施送妙药，无非欲人之脱离苦海耳，夫同一药也，有服之而瘾断，有服之而瘾不断者，非药之不妙，实其欲戒之心不坚耳，苟能自坚其心，……烟虽难戒，瘾虽难断，果能坚心痛戒，矢志湔除，上帝无不保佑之也，然则戒烟宜先戒心矣。” ^[75]

同样，各地教徒还以脍炙人口的诗歌的形式，向国人尤其是下层民众宣传禁烟，因诗歌朗朗上口，便于民众之间互相传诵，禁烟思想也因此易于在下层民众中间传播开来。下面这首戒烟诗歌，即是一位不知名的教徒所作：

戒吸鸦片烟歌

鸦片之毒毒无比，举世受害人偏喜；
颠倒晨昏不自由，虚度光阴烟雾里；
忆昔强壮无几年，今忽佝偻耸两肩；
一灯荧荧枪在手，鬼形可怕又可怜；
祖父创业艰且苦，买谷膏腴买老土；
瘾到深时家产倾，求亲告友枉受侮；
君不见蓬头垢面乞路旁，道是当年富家郎；
又不见骨立形销横榻上，身虽在世魂已亡；
吁嗟豪杰世岂少，芙蓉一盏大事了；
劝君及早莫轻尝，尝时便被魔缠绕。

作者在诗中指出，鸦片于个人、家庭均有百害而无一利，以此奉劝国人不要沾染鸦片，否则将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传教士不仅尽可能利用民间力量进行禁烟，还就禁烟问题向清廷出谋划策，联合政府的力量推动禁烟运动的发展。1906年，苏州禁烟会会长杜布斯（H．C．Dubose）与两江总督周馥会晤，主张禁烟的周馥表示，如果驻华传教士联名上书中国皇帝，愿代为呈。于是，杜布斯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寄给各地支持禁烟的教会，结果有1333名传教士签名。8月19日，杜布斯把签名装订成册，送交南京由两江总督周馥转呈中国皇帝。传教士的这次禁烟请愿，对清政府的禁烟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至清末，禁烟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舆论：“至于一般人士亦莫不认鸦片为当禁，而以吸烟为可耻，凡学校、军队、政界之中，皆充满禁烟之热情。从前皆认吸烟为常事，今则吸烟者皆以病为托辞，而恐不齿于友朋之中也。” ^[77]

传教士禁烟思想的传播，对鸦片贸易的反省，促进了英国国内禁烟舆论的高涨。同时，随着赴英华工的增多，英国国内的烟毒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在华传教士回国后，也四处奔走，宣传禁烟。例如曾在广东传教的英国传教士乔治·皮尔西（G．Piercy）回到英国后便积极宣传禁烟言论：“我万分痛苦，但又不得不说，有充分而明显的证据证明，我们的确染上了一种新的习惯，一种在我们社会中迅速蔓延的罪恶的习惯……它已经如此迫近地威胁到我们的生活与生命，连那些一直害怕并警惕其入侵的人，做梦都想不到它滋生蔓延的速度竟是如此惊人……危险的征兆与警示的信号早已出现，但是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那些为中国伸张正义，抗议我们政府支持对中国鸦片贸易的人们也注意到英国的鸦片问题。英国向中国贩运鸦片，如今中国人又将鸦片带到英国，这对英国来说是自食其果的……鸦片正像瘟疫一样，在我们的社会中蔓延，侵害我们的生命。我反复描绘中国人在伦敦抽鸦片的可怕景象，是希望大家充分警惕，中国人正将邪恶带入我们的社会。鸦片起于中国，但是不一定终于中国！” ^[78]

1906年，美国人菲律宾主教布伦脱（Bishop Brent）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提请他关注远东的毒品问题，这是万国禁烟会之滥觞。鉴于国内外鸦片泛滥日益严重，为进一步推行其在华“门户开放”政策，美国遂决定联合诸国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禁烟会议。

去毒社和苏州禁烟会

在民族自强图存的浪潮中，人们开始组织起来，自觉地发动禁烟。浙江奉化、鄞县、嘉兴等地的自治团体，在自治章程中都订有禁烟的条款。浙江绍兴县所定的《乡约十四条》里，也有自禁鸦片的内容。戊戌变法时期，徐勤等进步人士发起建立戒鸦片会，在中国的广州、上海、香港和澳门设立分会，而在日本设立总会。该会规定，入会者不得吸食鸦片，为宣传禁烟，他们还研制戒烟良方，编写和印发戒烟宣传品。1900年，许珏于江苏无锡成立戒烟局，致力禁烟。广东民众设有羊城戒烟社。在这些禁烟团体中，影响最大的是福建的去毒社。

1904年冬，福建的知识分子和士绅林绍年、陈宝琛、邵质诚、刘学询、罗金城、林炳章、张赞廷、李馥南、陈懋鼎和林志煊等10人，联名发起组织去毒社，他们在章程中规定：“凡有新染烟癖及新开烟馆者，本身及子弟，一切学校概不准收；其有故意新染者，若不即戒，无论教习、伙友、学徒、佣工，不准收用，有产者不得租与人种烟。” ^[79]

1905年5月1日，去毒社总社宣布成立，社长为林炳章，社址设在福州南台大庙山。总社设有宣传、调查、评议三部，还在宫巷关帝庙、桐口、白沙、马江、棺头、东乡等处设立分社或支社。去毒社的骨干多是热心公益的人士，参加活动不支薪水。 ^[81]将林则徐生前行之有效的十七味丸药配制成药酒，广为劝饮。不到一年，缴获烟土烟具无算，1906年5月1日，去毒社集会游行焚烟，发动强大宣传攻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该社作为福建禁烟的领导核心，引起保守势力的仇视，有人将去毒社的“毒”拆开为“主母”两字，然后密奏朝廷，阴谋掀起文字狱。后因福建当局据实复奏，该案才告结束。去毒社的活动对清末的禁烟运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与此同时，在华的部分天主教、基督教组织和传教士也投入了禁烟的活动。

德国人基督教礼贤会传教士花之安在1879年写作的《自西徂东》（《文明，中国与基督教》）里，就已宣传戒除鸦片，清除流弊。傅兰雅于1876年在上海格致书院创办了科学杂志《格致汇编》，内设《互相问答》一栏，回答平民提出的各种问题，其中曾多次批判吸食鸦片的陋习，指出吸食成瘾的原理，提供戒烟的方法等。稍后的《格致新报》也曾刊登《请言鸦片之害》《中国如何禁绝鸦片流毒》《询问戒鸦片之药，何者最有效》等，对普及科学知识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傅兰雅还编译《孩童卫生编》和《延年益寿论》，都谴责了鸦片陋习。还有一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于1875年在《万国公报》上连载《中西关系略论》，对鸦片、迷信做了尖锐的批评，林还首次从中西文化的差异方面论述中国人吸食鸦片的原因，提出“东人性近于静，迷于鸦片者恒多”；而“西人性近于动，迷于酒者恒多”。 ^[82]

传教团体也颇为重视日益严重的中国烟毒问题。1877年5月在华各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以美国为首）在上海英美租界工部局礼堂召开传教士大会，有些传教士已在会上介绍了各地的吸毒情况。1890年5月传教士大会再次在上海兰心剧场召开，鸦片已成为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递交的论文有《戒烟馆使用的办法与效果》《鸦片的应用带来的罪恶》等，最后通过了鸦片问题委员会的《禁烟之议案》六条，反对继续进行鸦片贸易，建议中华医药传教会设法制止吗啡等所谓的戒烟药物的销售和滥用。会后高尔特医生于1871年在杭州设立戒烟所，1886年达莱医生在宁波建立了戒烟所，其后各省戒烟所逐渐出现。到清末，仅成都一地就有101处。 ^[83]在1907年4月，基督教第三次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时清廷已实行禁烟，会议把《关于鸦片的备忘录》作为主要文件，号召各级教会重视禁烟工作，指出中英政府只图财政收入是禁烟没有实效的主要原因。他们已看到，鸦片贸易已使“华人怀疑西方宣教的善意”，为了医治这个“基督教会的致命伤”，他们继续开展禁烟活动。在广学会发行的《女铎报》里也刊有戒烟戒毒的内容。上海出版的《益闻录》第438号中，天主教中国神父李问渔在《答友人问教律书》解释如何“洁己”时指出：禁奸淫娶妾以洁其身，禁鸦片酗酒贪饕淫语以洁其口腹。

为了有效地开展禁烟活动，传教士们组织了禁烟联合会，会长是苏州传教士杜布斯（H．C．Dubose），该会因设在苏州故又被称作苏州禁烟会。该会开展多项禁烟活动，1906年5月，会长杜布斯函告各地传教士，征集向中国皇帝上奏禁烟呈文的签名，得到1333名传教士的赞同签名。8月19日，杜布斯将这一签名呈文交两江总督周馥，转呈光绪帝。万国改良会总干事丁义华（E．Thing）也曾致力于禁烟事业，促成中国国民禁烟会的建立，后来还担任了中国禁烟联合会的顾问。传教士的这些活动促进了中国禁烟运动的展开。

1906年《禁烟章程十条》

清政府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冲击之后，也日益认识到变革体制的必要性，自1901年实行新政，到1905年开始的预备立宪，清廷企图改良政治制度以适应时代，对民间要求禁烟的呼声，自然不能熟视无睹。尤其是与鸦片战争前相比，毒况已严重多了。如1839年时，每年流入中国的鸦片5万担，而此时洋烟加上土烟已达64万担，是前者的12倍多，1839年时，吸食鸦片者为200万人，而此时的吸毒者已达2000万人，为前者的10倍。这使清政府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光绪帝痛心地指出，大清帝国“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 ^[84]于是，继1839年虎门销烟之后，一场规模更大的禁烟运动拉开了序幕。

早在1906年初，清廷内部就在探讨如何实行禁烟。3月21日的《时报》报道：“北洋大臣已定议鸦片专卖之法，拟从英国购买制造鸦片绝大机器，其价额百四十万元，计此等制造机力，每日能造鸦片烟三万斤，按目下计划实行专卖法，则每年可得一亿元。此亦国家之一大利源也。”可见最初政府注目的重点仍是税利。由专卖而年获一亿元，的确诱人，但这一寓禁于征的计划因朝野禁烟呼声的高涨而被迫作罢。

1906年9月，经廷臣的反复商议，光绪皇帝发出了十年禁绝烟毒的上谕。指出：“自鸦片烟施禁以来，流毒几遍全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沈痼而蹈康和。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其应如何分别严禁吸食并禁种罂粟之处，著政务处妥议章程具奏。” ^[85]10月，政务处提出计划，经光绪帝批准下发，这就是《禁烟章程十条》。

章程主要内容有四。第一，杜绝鸦片来源。要禁绝烟毒首先须限制栽种罂粟及阻止洋药进口。在限制栽种方面，先查实所种罂粟的田亩，然后发给凭证，令业户每年减种九分之一；每年由地方官员巡查，如有违反即将地亩充公，如提前禁绝，可予奖励。

第二，预防新吸。凡吸食者，除官吏生员当先戒断外，余则将姓名、年龄、住处、职业、每日吸食量呈报地方官，并领取牌照，作为吸烟购烟之据。第一次清查后，不准再有新吸之人，所有烟馆限令六个月之内停歇改业，逾期概行封禁。其他如酒楼饭庄等不准吸烟，违则处罚。售卖烟具之店亦限六个月之内停卖。各处所收烟灯捐三个月内一律停收。各地烟店也逐渐收歇，不准再有增开之店。凡购土膏者须持有执照，否则不准擅卖，十年内一律停歇。

第三，戒除烟瘾。凡吸烟之人，年逾六十者领甲号牌照，戒除与否可从宽免议；年在六十以内者领乙号牌照，所吸之烟须逐年减递，定期戒除。凡逾期未戒者则列名烟籍为不良之民。戒烟药品由各省请良医精制，不得掺入鸦片与吗啡，然后由政府送善堂出售或施送。各地由官吏绅商组设戒烟会，以劝导民众。各省将军督抚须按年详核各属设施，以定功过。

第四，严禁官员吸食。凡京外文武官员60岁以上者，准从宽免议；60岁以内吸烟之大员准其自行奏请限时戒断，期内暂不开缺，迨戒断后验实仍准供职。其余京外各官凡吸烟者，限六个月一律戒断，届时派员查验；不能戒除者如系世爵世职照例另习，如系官员则以原品休致。倘隐匿不报而被发觉，或被参劾，即请旨立于斥革。其余如学堂教习学生水陆各军兵弁，吸烟者限六个月一律戒除。 ^[86]

为显示朝廷决心，十二月，光绪又下旨申令查禁烟馆及禁种罂粟。次年五月，民政部和度支部再订《稽核禁烟章程》23条，对前一章程做了补充。以后又颁布《禁烟查验章程》《禁烟议叙议处章程》《购烟执照章程》和《管理售卖膏土章程》等，于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禁烟运动，在中国各地奋然展开了。

为领导禁烟运动，京师设立禁烟总局，上海设立禁烟总会，负责各省禁烟事宜。1908年初，清廷委派恭亲王溥伟、协办大学士鹿传霖、协办资政院事务景星、丁振铎等担任禁烟大臣。清廷在各省设立土市公行，作为合法的买卖鸦片的机构，民间的鸦片交易均须经过土市公行，否则即为走私。公行制度使得鸦片从漫无边际开始走向管理。1910年11月，北京成立中国国民禁烟会，该会联合各地的自治团体，并在各省市州县组设分会，在发动民众禁烟，争取各国教会声援的同时，该会提出缩短禁烟年限的要求。这些禁烟机构的设立与完善，使中央与地方的禁烟联为一体，从而为禁烟的推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空前规模的清末禁烟运动

要戒绝烟毒，官员是个关键，禁烟运动开始后，一些官员以身作则，戒除毒瘾，统办一方禁烟，取得不小成果。但由于官吏中吸食鸦片的现象极为普遍，他们中有的虚称已经戒绝，有的称烟瘾过深难以戒除，更有明目张胆继续吸食的。为有效禁烟，为查验大臣戒除情形，朝廷遂颁布《禁烟查验章程》，申明“凡京内外各大员宜自陈戒断情形，如有讳饰，则指名参奏惩处”。为此，特以9万银两在京设立戒烟所。 ^[87]在禁止官员吸食问题上，采取渐减的方式，分年龄逐次减瘾。之后还颁布了详细的减瘾详单（下表）。

勒限官员减瘾表

资料来源：《最近禁烟刍议》，清宣统年间（1909—1911），无版权页，国家图书馆馆藏。

在详单中还指出，如果瘾君子的吸食数量不在此表内，其大致的减瘾情况及减瘾结果，“上表约举大数，如因不及三钱而又不止二钱，则第一个月给牌照即注二钱五分，余可类推。以上六个月共需膏五千一百两，假令此三百人不勒限迟减，听其照常吸食，则每月需膏一千八百两，即六个月共应需膏一万零八百两，而其人长此沉迷至死方休，今自勒限迟减之后，需膏未及其半，三百人已尽离黑籍，复享人生之乐，两两相较，孰得孰失，惟是流俗，滔滔能自振拔者少，所愿阅此表者，共体为民除害之心与强迫之中，用循序之法，俾海内之民同除痼疾而登仁寿，则国家转弱为强之基。” ^[88]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离奇去世，次日慈禧太后也死了。宣统继位后于1909年初颁发《禁烟条例》，再次强调：“禁烟大臣及京外各衙门长官，务须认真纠察，不得循情避怨。各营兵夫各学堂师生，责之该管长官，尤须立即严行禁绝。” ^[89]在朝廷的三令五申严厉查办之下，不少官员戒断烟瘾，取得实效。

清廷还在刑律上制定严惩之法。1907年冬所定的《新刑律》里，列有鸦片烟罪。1909年新颁的禁烟条例规定，凡栽种罂粟、制贩大烟、设烟馆、制烟具等均处有期徒刑。对危害更烈的吗啡则公布治罪条例，严惩私贩者。1909年10月，民政部与修订法律大臣又会订《禁烟惩罚条例》，使禁烟章程的贯彻执行，有了法律保障。

鸦片税是清廷一大财源，要实行禁烟，收入必大受影响，于是采取渐进的“寓禁于征”政策。1906年实行土药统税，命令贵州巡抚柯逢时在武昌设总局，管理八省土膏统捐，规定土药每担征收税费115两。时每年征收洋药税700万两、土药税120万两，1908年起每年减灭一成之法，也就是说每年要减少80万银两的税入。于是，清政府想方设法，增加收入。1907年9月，推出印花税法。次年6月，议定食盐每斤加价4文，其加价部分的收入，一半交中央抵补练兵经费，一半划归盐区充作经费。1909年清廷再次表示宁可牺牲鸦片税也必禁烟到底的决心，指出：“国家财用虽绌，岂恃此鸩酒漏脯以救饥渴，而不为吾民除此巨害耶。” ^[90]此言虽有自我标榜，但也可看到清政府在病入肌胃之时，希望断然变革，以挽倾覆之危；其实施禁烟的态度是认真的。此后，度支部还整顿田房契税，云贵总督沈秉坤拟开矿产，桂省巡抚张鸣岐拟收杀牛税，川督赵尔巽要对每头猪加抽厘捐200文，并尽量号召农民以玉米、大麦、豆类和花生等替代罂粟。总之，中央和地方提出筹抵之方，确实减轻了清廷禁烟的后顾之忧。

各地禁烟的重点是禁种罂粟。山东严令改种五谷，派人随时稽查，据报导1909年原有种植罂粟的76州县只剩4个州县尚有烟田。 ^[93]

禁烟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禁吸。各地在限时禁闭土行烟馆的同时，给烟民核颁购烟吸烟执照，并设立戒烟所和查烟官局，强制戒烟。民间绅商还组织戒烟会，督促实行有效禁烟。这样经三四年的努力，取得一定成效。如江苏原有熟膏店12790家，到1909年初已减至2830家，仅苏州一城就关闭了1960家，宝应县的千余家烟馆关闭时，政府颁发各馆一块银牌，上刻“作新民”。 ^[95]在鸦片之都上海，苏松太道瑞徵要求租界内土行烟馆在六个月内关闭，华界的烟馆逐渐停业。

关于官员吸烟须在六个月内戒绝一条，当时舆论就指出此为禁烟成败之关键。 ^[96]初各省官员以为此令如昔日之禁烟。不过官样文章，因此多没认真执行。清廷遂于1907年秋降旨令吸烟大臣如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左都御史陆宝忠、副都御史陈名侃等暂行开缺派员署理。京外官员再延期三个月，如不能戒绝即革职，禁烟大臣专在戒烟所调验官吏。凡京官侍郎、副都统以下等都要到此接受检查。方法是在禁烟所内建有玻璃的浴堂，被检查者脱衣入浴，检查人员在外窥视，验其是否夹带鸦片；然后换上禁烟所自制的衣服，留住7—10天，查有烟瘾者必须戒烟。那些戒烟不力的大臣如内阁学士文海、载昌烟瘾奇大，我行我素，即被革职。理藩部的启绶查有烟瘾也被摘掉了乌纱帽。山东巡抚袁树勋奏请将属员中未戒烟瘾者全部革职，此后各省也纷纷仿效，一时禁烟之春雷在各地上空炸响。

1907年中英禁烟条约

中国禁烟成功与否的另一个关键就是能否抑制外国鸦片的输入，为此，清政府积极与英国交涉，禁止印度鸦片的输入，最终订立了禁烟条约。

1800—1880年是英国鸦片政策的狂奔时代，其间有难以确切统计的巨量毒品从印度运至中国，由此维持并扩大了罪恶的三角贸易，英国所攫得的巨额利润成为其繁荣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将危害人类福祉的毒物输运到东方，这毕竟是极不光彩的，也是违背基督教伦理的，因此，自18世纪起英国国内各界就对英国的鸦片政策展开了争论。早在鸦片战争前，伦敦会的传教士麦都思就已谴责鸦片贸易是当代最大的罪恶之一，它使中国人道德沦丧并成为基督教传入中国的障碍。在他的呼吁下，英国出现了最早的反鸦片运动，这一活动在1855年达到了高潮，时任“解除鸦片走私对英中关系之致命影响委员会”主席沙夫茨伯里伯爵，向政府递交请愿书，指出鸦片将耗尽中国的白银，使中国人日益贫困。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国内反对鸦片贸易的呼声再次高涨，各种禁烟组织纷纷成立，它们以各种形式要求政府停止卑鄙的鸦片交易。

而这样的一个背景也是不应忽略的，这就是洋药在中国市场上已大大萎缩，鸦片的进口值已从1867年占中国进口总值的46％下降到1905年的7.5％， ^[98]英国因坚持鸦片贸易，一方面在国内遭到正直人士的谴责，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又有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舆论的责难。在此情况下，英国统治阶层中中止鸦片贸易的意见也日益抬头，1894年英国议会中设立了皇家鸦片问题委员会。

当英国反对鸦片运动兴起后，中国政府官员立即表示了响应。早在1869年时，恭亲王就对即将离开北京的英国公使阿礼国说：“把你们的鸦片烟和你们的传教士带走，你们就会受欢迎了。” ^[100]

1906年禁烟运动兴起后，中国即在1907年与英方交涉，几经谈判，双方订立《禁烟条约》六款。主要内容是：一、印度鸦片以51000箱为定额，按年递减5100箱，从1908年起10年减尽；二、双方禁止香港烟膏输入中国；三、租界实行禁烟；四、禁止吗啡进口；五、重征洋药税厘，每百斤进口鸦片征税厘银220两。英方对中国禁烟的决心与能力抱怀疑态度，英国的《摩宁普士报》指出：“东人任事，率皆虎头蛇尾，有始无终，所行新政，无不如此，禁烟之举，亦何独然。” ^[101]因此，英国提出条约各款须试行三年，若中国确实禁种禁吸有效，英国才能履行。回首过去虎头蛇尾之往事，清廷无言反驳，唯三令五申要各级官员切实禁烟，尤其是皇帝为制定《稽核考成章程》所下之诏，指出：“鸦片烟盛行以来，流毒异常惨烈，染斯疾者，破其财产，夭其寿命，习为偷惰，职业全废。即各省吞烟自尽之案，岁计不知凡几。盗贼讼狱，因此滋繁。伤天地好生之心，殊堪悲悯。且令神州古国种类日衰，志气日颓。自强更复何望？近来官绅士庶各知悔悟，争相结社劝戒，即素嗜鸦片者，亦未尝不痛心疾首，自怨自艾。各国善士尚多倡设公会，劝禁栽买、广施药方，每以中国鸦片不除，引为深憾。则身受其害者，应如何淬励奋发，力拔根株。英国现已实行递减，相约施行三年，视中国栽种吸食实行减少限满再为推减。我若不如期禁查，转瞬三年，何以答友邦政府之美意？何以慰各国善士之苦心？此机一失，时不再来，若永远困于沉痼，势必无以为国。我君臣一念及此，能无愧悚难安，引为疚责。著民政部度支部迅即会订稽核章程，严定考成，请旨颁行。一面责成各督抚按照政务处奏定成案，督饬所属切实举行。并体察该省情形，将减种减食实在办法，先行奏闻，所有按年减少，每届年终汇奏一次。其药税指抵各款，由度支部另行筹补。以备应付。事关国势强弱，民命寿夭，著臣工协力通筹，认真办理，无论如何为难，必期依限断绝，毋得稍涉因循，致干重咎。”诚攀之情溢于言表，从中可见清廷排除积弊、一鼓作气之决心。

由于中国三年禁烟试行期成绩显著，英国只得同意遵守前约，遂于1911年5月8日再订《中英禁烟条约》十条及附件十条。其中第三款为：“无论何省土药已经绝种他省土药亦禁运入显有确据，则印药亦不准进入该省。惟言明广州上海二口应为最后之结束，务须俟中国政府尽行以上办法，始将该口禁止印药入口。” ^[102]当年，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和四川五省烟药禁绝，清外务部于7月致函英国公使，按条约禁止印土运入上述五省。

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议

在清末中国禁烟运动开展时，美国对此表示赞同，这主要是因为：第一，美国在鸦片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不多，禁烟对美国利益没有多少影响；第二，中国禁烟可以打击英国，美国可能借中英冲突以发展中美贸易；第三，输入鸦片将减少其他商品的进口，烟毒使中国生产力和消费力萎缩，美国为其本身利益也不希望中国市场被鸦片所毁；第四，美国传教士所进行的禁烟工作，并促使美国政府予以支持。这样，美国在国际禁烟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

1906年美国人菲律宾主教布兰特（Bishop Brent）写信给总统罗斯福，请他关注国际禁烟运动。美国遂决定联合各国召开国际禁烟会议。经过酝酿，万国禁烟会于1909年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有美、英、法、德、意、奥、荷、葡、俄、日、波斯、暹罗和中国等国家。中国代表为刘玉麟、徐华清、唐国安、瑞徵和蔡乃煌，两江总督端方为首席代表。2月1日会议在公共租界外滩的汇中饭店开幕，首先推举布兰特为大会主席，端方代表中国政府感谢美国总统发起此会，然后介绍中国禁种禁贩禁吸现状，指出禁烟有三大难题：一、外国鸦片商人依据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禁烟；二、禁烟使中国筹款面临困难；三、以往条约中有碍禁烟的内容希望能变通。最后他表示：“敝国政府人民决计实行，毫无退避之意。” ^[104]当天晚上，端方在汇中饭店宴请各国代表，以尽地主之谊。

大会从2月1日到26日，共举行正式会议14次，按会议讨论内容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月1日至4日，为开会规则的协商阶段，主要内容是推选美国代表勃伦脱主教为大会主席，决定英语和法语为会议官方语言，并草拟议事章程和表决办法（一国一票）。大会主席宣读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发来的电报：“我对今天与会的各国代表寄以最美好的祝愿，并深信他们的努力，对扫除全世界范围内的烟患有着最重要的影响。” ^[108]。大会取得了成功。

上海万国禁烟会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万国禁烟会揭露鸦片、吗啡的罪恶，公开打出了反毒禁毒的旗帜。其次，万国禁烟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边性的国际反毒禁毒会议，揭开了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序幕。会议期间，成立了万国禁烟委员会，委员便是各国代表，自会议开幕时起开始工作，它成为第一个国际反毒品组织。万国禁烟委员会的工作和成果，为后来国际联合反毒组织提供了经验。会议最终通过的9项决议表明，与会各国已经不再把反毒禁毒当成中国或美国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是开始将毒品视为全人类的公敌而采取一致的行动，要求各国共同向毒品开战，“鸦片烟之用，除作医药外，在会各国均视为禁物”。决议明确指出：“凡与会各国均有责任订立相应之规定，以禁止鸦片及鸦片提制品运往已颁行禁例之他国。” ^[109]最后，万国禁烟会消除了中国禁烟的国际障碍，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禁烟运动的开展。

当时《申报》记者曾预言，万国禁烟会“必为将来世界上绝大之纪念日”，“此会之效果，必能格外满足，而其为益于人类，非特中国前途之幸，亦世界各国进步之征也”。 ^[110]从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到1909年积极参与万国禁烟会并两次与英国达成逐年递减鸦片进口的条约，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潮流认识深化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逐渐觉醒的标志。

清末禁烟运动的成果与局限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清政府在各阶层人民的呼吁、推动和积极参与下，发动了自上而下的禁烟运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首先，遏止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罂粟种植逐渐扩大、土烟生产日益猖獗的态势。1906年时，中国的土烟生产达到空前的584800担，罂粟栽种面积达18713600亩。禁烟运动开展后，各地官员、士绅、民众齐心合力，逐步减少罂粟栽种面积，改植棉粮油茶，不仅减少了鸦片数量，而且也缓解了粮食匮缺的矛盾。如在烟毒最猖獗省份之一的贵州，巡抚庞书鸿厉行禁烟，取得实效，鸦片产量由近5万担减少到1万余担。 ^[113]全国鸦片的产量在1910年已下降到15万担，比1906年下降了72.9％，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1910年全国鸦片产量统计（单位：担）

资料来源：1．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2 p．57． 2．《清朝续文献通考》，卷55，征榷27。

其次，通过外交谈判，有效减少了外国鸦片的进口。《1907年中英禁烟条约》的签订，迫使英国减少并最终停止了印度鸦片对中国的公开出口。这是晚清屈辱的外交史上少见的争国权的成果之一。上海外国洋行用来储存鸦片的四艘鸦片趸船，1910年被迫废弃了。 ^[114]洋烟的减少对毒品的泛滥多少起了阻遏作用。在中国的压力下，列强控制的租界也被迫关闭烟馆，开始禁烟，1908年4月，上海公共租界关闭了358家烟馆，占烟馆数量的四分之一；是年12月，又抽签关闭358家；1909年6月，第三批358家停业；到1909年12月31日，所有烟馆紧闭。上海法租界从1909年5月起分批抽签，7月1日关闭了309家烟馆中的一半，是年底全数关闭。

再次，厉行禁吸，尤其是“严禁官吏吸食，以端表率”，惩办了一批腐败无能专营私利的官吏，在各地设禁烟台，办禁烟所，把烟民分为甲、乙两等，酌情戒毒。启发民众觉悟，获得良好效果，而且还促进了实业的发展。如云南因鸦片生产锐减，财源萎缩，逼使人们去另谋新路，在实行新政、振兴实业的口号下，栽桑种茶，植棉开矿，从而促进了近代化建设。

总之，清末的禁烟运动基本是成功的。中国绵延了百年的鸦片毒患，在这五年间的疾风暴雨、自上而下的大禁烟中被有效遏止。标志之一是洋烟基本杜绝了，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毒品的外来源泉被切断，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象征，殖民主义强制中国人屈辱地接受其束缚的锁链，由中国人用自己的力量第一次取得了挣脱的权力，这对于在当时列强虎食中，亟思变法自强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激励。标志之二是遍及全国的、几乎要取稻米而代之的罂粟种植，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尽被铲除。占全国人口5％的2000多万人的鸦片吸食人口大为减少。终于使中华民族日益沦为“东亚病夫”的蹒跚脚步颤巍巍地停下，争取了一个宝贵的自我救治的时间和机会。

尽管清末禁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许多的不足与教训。

第一，官吏阶层的腐败无能，严重阻碍了禁烟运动的顺利发展。一些地方的主政者本身就是瘾君子，对朝廷禁令根本不予重视，甚至公然对抗。一次，两江总督署商议察烟事，总督沈葆桢与僚属皆已至署，唯独不见布政使，遂派人去催，许久才至，布政使一到便嚷：“你们为何催得这样急，我还有两三口鸦片没吸呢，今天议事是打不起精神的了。”议禁烟却以鸦片来提精神，结果可想而知，于是草草收场。更有甚者，宁愿被革职或主动辞职，也不肯戒烟。还有些官员虽不敢公开抵抗，但想方设法蒙混过关。如接受调验时，将烟泡藏在特制的纽扣里，或将鞋底挖空藏烟。再如土烟输运中心的武昌，尽管1906年后即已禁烟，但直到1908年，武昌城内的大烟馆仍然毒帜招展。据统计较有规模的烟馆达45家（见下表），而偏僻街区的贩售烟膏者尚不包括在内。

1908年武昌鸦片烟馆调查

资料来源：《江汉日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十八日。

第二，禁烟措施有不少漏洞。如章程规定二品以下官员须到禁烟公所去受验，也就是说官至一品便可逍遥法外，放胆去抽了。而各地的禁烟所由总督巡抚负责，若督抚如前例的江苏布政使那样，禁烟就只能是一纸空文了。

第三，清廷鉴于财政状况，实行“寓禁于征”政策。但“禁”与“征”本是对立的，一方面宣布禁烟，一方面又继续合法地征收牌照捐、烟灯捐和土药统税等，如此首鼠两端，禁烟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度支部面临“论禁烟则佥称为盛举，论拨款则咸指为要需”， ^[119]“寓禁于征”还为以后的政府搜刮民脂开了一个先例。

第四，一些官吏或作风粗暴，或鱼肉百姓，引起人民的极大不满。在禁烟前，有些地方罂粟栽种已是农民之主要生计，官府往往不作疏通，也不引导农民改种他物，一声令下，军队下乡强行铲烟，遂引起民众反抗。还有的官员兵丁、里胥吏役乘机搜刮，为非作歹，激起百姓的愤怒。在甘肃的皋兰、金县，浙江的瑞安、太平、东阳，河南的汝州、陕州，江西的玉山、永新，四川的眉州，贵州的安顺等地均发生过民变，其中又以山西的抗暴影响最大。1910年初，山西巡抚丁宝铨为了邀功，竟蒙奏朝廷说：“山西全省完全禁种，吸食者不久也可绝迹。”事实上在文水、交城一带，罂粟不仅未绝迹，反较原种面积更为扩大，清廷收到丁的奏折后，于4月派钦差前来查勘。丁唯恐露出真相，急令标统夏学津率兵赶赴当地铲苗，农民为了生存而护苗，双方发生冲突，结果烟农被打死打伤几十人，烟苗被铲净。事后丁为掩盖屠杀农民的罪行，诬奏烟农为匪，遂引起各界公愤。新军教练阎锡山等鼓动农民揭发丁宝铨，后清廷被迫将丁撤职，由阎锡山出任标统。

有些地区因大规模禁绝罂粟，许多靠罂粟为生的农民陷入困境，例如四川因为禁种由10年缩短为2年，不少农民无法在短期内适应，生计日蹙，甚至转为流民，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第五，租界的存在严重妨碍了禁烟运动。由于列强享有治外法权，因此，各地的租界成了鸦片买卖的最后堡垒。虽然清廷与英国订立了禁烟条约，并在万国禁烟会议上得到了与会列强的承诺，但在事实上，租界的禁烟只是一幕滑稽剧。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1906年后表面上宣布禁烟，土行烟馆收起了招牌，门首站岗的外国巡捕也销声匿迹了，法租界309家烟馆进行了抽签禁闭，但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公共租界的华人探长王松涛与所有的鸦片商订立了秘密协定，所谓的检查鸦片逮捕毒枭行动，都将事先通知各行，鸦片商得知后，常常收买流氓无赖充作临时烟贩，让巡捕暗探“人赃俱获”，解到会审公廨审定判刑。不久这些“烟贩”便会“刑满释放”，当然他们不会是无偿的，通常每坐一天车可得到5角到6角。 ^[120]另外，在关闭烟馆的同时，鸦片交易的规模仍在扩大，公共租界工部局获得更多的捐税。所以租界成了烟贩的避难所、瘾君子的逍遥窝。尤其是吗啡、海洛因等新的毒品从国外运入租界，再从那里销往全国，租界日益变成新的毒品基地。

还有，鸦片暂时得到了禁止，但各地的瘾君子以香烟来替代，从而大大刺激了香烟的消费。由于禁吸鸦片，1909年后纸烟在全国销量大增，如湖北沙市，1909年消费纸烟3400余两，1910年增加到4600两，原因是“吸食鸦片之习惯渐而为吸食纸烟”。 ^[122]从此，香烟销量剧增，中国成为香烟消费大国，正是在禁鸦片时作为鸦片的替代物开始的。

总之，清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禁烟运动，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如果仔细考察这5年的禁烟运动，可以看到自实行维新改良后，一切政治腐败如旧，唯禁烟方面颇有实效，为去时弊而放弃税利；它的各项禁烟令能够达到四面八方并得以贯彻。禁烟运动不仅基本抑制了烟毒的泛滥，还给后来的民国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新的社会面貌。同时它也为以后历届政府的禁烟禁毒，贡献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的鸦片专卖制度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6月，日军进占台湾，开始了台湾历史上的“日据时代”。

日本在明治时代就确立了严禁鸦片的国策。 ^[123]日本占领台湾后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反日武装，二是吸食鸦片。对于前者，日本实行全面围剿，而对于后者，日本即实行鸦片专卖制度，以专卖收入作为最稳定的财政来源。

自明朝以来，台湾民众即有吸食鸦片者。日本进占台湾时，日内务省卫生局局长后藤新平提出渐禁政策， ^[124]被内阁采纳，不久即出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他的主要设想是鸦片专卖，并将其税收提高3倍，保证每年给日本政府上缴240万日元的财政收入。这样鸦片成了台湾最早的专卖商品。鸦片的专卖从1897年4月1日开始实行，是日据时期台湾当局独占的，鸦片的进口则由三井公司负责。

除了专卖以外，日本当局又采取登记吸食者，以保证吸食者不再扩大的手法。调查鸦片瘾者的期限到1900年9月止，凡登记之人仍允许吸食，但严禁新吸。当时台湾人民刚进行了一场抗击日军的斗争，对其命令多置之不理，因此许多人未曾登记，秘密吸食。此后，总督府于1904年和1908年又经两度清查，1900年所录的鸦片瘾者为165752人，占总人口的6.1％。以后逐年减少，据统计到1928年只剩27000人，实际上私吸者仍然存在。日据时期台湾鸦片吸食者人数见下表。

1897—1942年台湾鸦片吸食人数统计

资料来源：《台湾总督府专卖事业第42年报》。

关于台湾鸦片的来源，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12年前主要购自中国香港，这以后则多直接购自土耳其、印度和波斯等原产地。烟膏由总督府的制膏所负责，该所建于1896年3月，初用手工制作，1898年后改进为机械制作。产品根据品质的优劣分为福（一等品）、禄（二等品）和寿（三等品）三种。初期因贫困者较多，因此三等品占烟膏总数的85％，以后，贫困者基本戒除，一等品大增，1926年时，一等品占90.6％，次年三等品停产。烟膏总量也大大减少了。

台湾历年鸦片烟膏数量

资料来源：《统计提要》。周宪文：《台湾经济史》，台湾开明书店1980年版。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即所有烟膏都是“专卖”给中国人的，日本人是被禁止吸食鸦片的。日本统治者的用心已不言自明了。

日本在台湾全岛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鸦片贩卖网，1901年的鸦片专卖收入达425万日元，竟占总督府常年收入的42％。 ^[125]台湾的鸦片收入使日本政府免掉了7个年度的对台财政拨款，因而给扩军备战的日本财政提供了重要财源。那位发明鸦片专卖制度的后藤新平也因此建立了“功勋”，并出任“满铁”第一任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