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烟毒的进一步泛滥(禁戒毒品 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

清政府对鸦片税依赖的加重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不堪一击，战后不仅要割让土地，还要向列强支付巨额的赔款，这让原本已羸弱的清政府财政更是雪上加霜，为支付大量的战争赔款及筹办军饷，清政府不得不对洋药开刀，征收重税，洋药税也逐渐成为清廷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下表）。

1861—1906年洋药税收及所占比例一览表

资料来源：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4—67页。

① 洋药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同英法签订的1858年《天津条约》中规定的一种税收，条约中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洋药进入中国内地时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这对英国对华倾销鸦片十分不利，便向清政府施压，在1885年双方签订的《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制定了新的征收洋药税厘的办法，即鸦片输入中国各口岸时，由海关封存，在按照每百斤向海关缴纳进口税三十两，并纳厘金八十两之后，便可运至中国各地，不再缴纳任何税厘。从此，洋药税厘开始成为海关一项重要的收入。

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必须在3年内以年利5厘的利率交清对日赔款和赎金共23000万两。同时还需投入大量金钱以编练新军，维持内政。这样清政府旧日的财政平衡被打破了，在1884年时，清廷岁入银8234万两，支出为7817万两，入稍多于出；但到1899年，岁入银虽达8800万两，支出却已增至10000余万两。在支出陡增，亏欠愈大的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广开财路，尽可能地增加收入，除了举借外债外，加重鸦片税自然又是一途。这就是清末所谓“以征为禁”或“寓禁于征”的鸦片国策，即对国产的土烟加大税收面与税收率，所以这种税被命名为“土药税”。1896年户部拟定《筹款十策》，规定土药行店等必须缴捐。 ^[3]

1896年南方各省各项税收百分比表

资料来源：George Jamieson，“Report on the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Chinese Empire”，Foreign Office，Miscellaneous Series，No．415. in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9，pp．515-655．转引自林满红：《晚清的鸦片税，1858—1906》，《思与言》，第16卷第5期。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订立，列强向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勒索赔款连本带息达98000万两，其“款目之巨，匡古罕闻”，清政府也意识到“就中国财力而论，实属万不能堪”。 ^[5]各省地方也纷纷以鸦片为榨取之资。

但清政府的财政不仅没有什么改善，反而每况愈下，1903年收不抵支达3000万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加抽的鸦片税最终多落入地方官们的腰包。于是到1905年，清政府改办“土膏统捐”，命户部设局征收，每百斤鸦片收银115两，从抽收到的统捐中，以各省近年实收之数为定额，分别拨给使用，溢收部分专作清政府的练兵经费。 ^[6]

在清政府以鸦片税收为支持危颓的财政的重要手段的思想支配下，全国的土药税额飞速上升，税收总额从1900年的180万两增加到1907年的900余万两。 ^[8]

与土药税同样，清政府对进口的鸦片，即所谓的“洋药”，也加重了税率。例如，1905年征收的土药税厘为685万余两，洋药税厘为571万余两，共征银1256万两，约占当年岁出15000万两的8.4％。 ^[10]

地方官吏要收到鸦片税，并从中捞油水，就必然要鼓励种植罂粟，罂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益兴旺起来的。

罂粟种植的扩大

到了19世纪末，罂粟的播种已在全国各地迅速扩展。阳春三月，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是罂粟花开的景象。山西、陕西、甘肃、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和云贵川等省都是最盛之处。

北方的种植区域在这一时期大大扩延。在山西，自烟禁弛废后，罂粟再度种植推广，经选种后的罂粟质量颇佳，所产之鸦片运销天津，为“土药中顶高之货”。 ^[12]甘肃的临夏地区1899年始植罂粟，地方政府即以每亩征税3钱至1钱2分的额度征税，当年即征得烟税500余两。此后逐年提高，到1900年前后，此地已成红白罂粟世界，收割大烟的季节，商贩云集，奔向临夏的大烟集市。清末，每年都有内地烟农到新疆偷植罂粟，人数达万人。他们集中于塔城中俄边境地区，安营扎寨。俄国边境官员常常以纳税为名横加勒索，一些暴徒也越境进行抢劫。于是，烟农们逐渐迁到迪化专区所属各县。所以新疆的烟患也日渐严重起来。

东北三省以黑龙江最盛，尤其是东部及松花江的北岸。植烟区的“后起之秀”的山东“以兖、沂、曹、济四属为最，固由罂粟利厚，倍蓰稻粱”，除武定一府以外，无县不有，如济南、东昌、泰安、临清、青州、莱州、胶州等地，“种者亦居十之四五”。 ^[13]

江苏的徐州仍是最著名的产烟区之一。安徽的罂粟也种植极广，仅凤阳府、颍州府和徽州府三地所产就达4万—5万担。 ^[14]

南方所植较北方更盛。在福建，农民争种罂粟而弃晚稻和其他农作物。1897年的《农学报》指出：“厦门十余年前，产茶二十七兆余磅，近减去十余倍。”问其原因，茶园变成罂粟园了。 ^[17]

浙江的台州府属诸县“地广而土性碱，不宜五谷，惟每年所植罂粟，出浆不下数十万石”。 ^[19]1900年前后，全省罂粟种植面积达473700亩。

植烟最红火的当然仍数西南三省。贵州因其自然环境，农业本不发达，人谓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但罂粟的栽培却是一个例外，“开垦之地半种洋烟……查种烟为近来民利大宗，积习已久，骤难改变”。 ^[22]为全国最大的产烟区。

罂粟种植的扩大，致使农业生产衰退，使自命崇本抑末、以农立国的清政府，面临粮食歉收、不敷民食的局面。在光绪后期，已是“谷米日贵，粒食日艰，无论凶荒之岁也，即年岁顺成，米价曾不少落，几乎农田所出有不敷海内民食之患”。 ^[23]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烟毒炽烈

1885年中法战争后，蒙自、思茅、腾冲分别于1889年、1897年和1902年开埠，从此，印度鸦片随着其他外国商品经缅甸而流入西南各处，而少数民族地区的罂粟种植也日渐扩大。

在多民族居住的云南，由于汉族烟商大量深入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勾结土司，迫使农民毁地种烟，然后廉价收购鸦片，遂使一些少数民族与鸦片的关系日益加深。德宏地区的傣族较早种植罂粟，不少人靠贩卖鸦片而致富。有的土司专门在清明收烟之前，利用农民青黄不接，低价收买未成熟的青烟，进行盘剥。 ^[26]

比起傈僳族来，拉祜族栽培罂粟的历史更早。鸦片除少量留作自用外，主要是作为商品出售。因此，在自给自足的拉祜族经济里，鸦片是唯一的商品，是货币，连族人之间的借贷也多以鸦片的形式进行，完粮纳税也以大烟为标准。随着罂粟种植的扩大，商业开始繁荣，他们以烟换粮、盐和铁工具。每年的春夏之交，澜沧江畔骡马嘶鸣，汉族商人们带来盐和铁，然后取走鸦片，有的大商人一人便能收购3万两大烟土。就在种植与贩卖之中，拉祜族人学会了吸食鸦片烟，并陷入痛苦的深渊。 ^[28]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佤族人创造了一个“神话”，他们基本不吸食鸦片，种罂粟是为了销售。由于有了鸦片，使本来极原始、极简单的商品活动大大发展，在鸦片交易的基础上，由季节性的“烟令”逐步发展成为民族的初级市场，促进了商人的产生、贫富的分化。

世居大理、下关一带坝子的白族也很早从汉族人那里学会了罂粟的栽种技术。种植罂粟的农户须向土司缴纳大烟税，数量由土司们自行决定，白族内部以烟土作为放贷的工具。鸦片开割后，土司们把大烟土贩至保山出售，利润可高达20—50倍。 ^[29]1880年下关的茂恒号商行，资本已达4万银两，它不仅做本地出产的鸦片生意，而且，还从印度输入鸦片，赚得更丰厚的利润。

四川茂州的羌族人也在清末栽培罂粟，头人与官府合作，开设官膏店，每天销售的烟膏有800两。 ^[30]

由上可见，近代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与罂粟的种植、鸦片的买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另一方面，鸦片也起了破坏作用：鸦片的交换，使枪支武器大量运入，土司头人因此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武器的增加也刺激了民族内部的矛盾，加剧了仇杀械斗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致使人畜死亡，田园荒芜；而且，因长期广种罂粟，阻碍粮食生产，阻碍了农业技术的进步，并出现了“滇川等省阿片多于菽粟”的局面；吸食鸦片恶习的蔓延，更是大大损伤了民众的身心健康。

土烟排挤洋烟

甲午战争后，第一是由于清政府的提倡，第二是由于种植地区的扩大，第三是由于经过长期的摸索，栽培技术的提高，品种的改良等，鸦片的产量比19世纪80年代有所增加（下表）。

1906年中国鸦片产量估计

资料来源：1．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1909．2．瓦格勒著，王建新译：《中国农书》，下册。3．茶圃：《各省禁烟成绩调查记》，《国风报》，第1年第18期。

其中，产量最高的省份依次为四川、云南、陕西、贵州、甘肃、山西，该六省的鸦片产量就达到478000担，占全国总产量的81.7％。

从史料记载看，自19世纪70年代始，土烟生产的发展，已开始排挤洋烟了。1874年上海的英国领事就预言：不久的将来，土烟将可增加并满足中国人的需要，那时的英国要么停止印土输华，要么削价与中国鸦片竞争。 ^[31]那时，英国曾计划扩大印度罂粟的栽培，以增加对华出口而增加财政收入。但由于印度政府向烟农支付的预付金，对烟农没有什么吸引力，而使扩种计划落空。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土烟的急速增长。

以云南为例，云土每年出产7万担以上，“每岁约卖五万担，迤南约卖三万一千余担，迤东约卖八千余担，迤西约卖一万一千余担”， ^[32]其品种和外运地区如下表。

云南鸦片生产与贸易状况：

资料来源：《蒙自海关税务司报告》，转引自万湘澂：《云南对外贸易概观》，新云南丛书之三，第177页。

根据该报告，云南外销他省的鸦片共值银1000万两，云土比印土价格便宜50％—80％，因此，云土逐渐成为沿江沿海地区的鸦片主要品种了。四川“百四十余州县，除边厅数处，几无一地不植鸦片者”， ^[34]

土烟替代了洋烟，表现在土烟在全国形成了有效的供销网络，占领了传统的洋烟市场，并逐渐使洋烟滞销，进口萎缩。在品位方面，土烟经改良基本达到了洋烟的水准；而在价格方面，土烟更居绝对的优势，1894年，四川鸦片每担为260关两，而进口鸦片平均为528两，土烟只是洋烟的一半。 ^[35]川土廉价是因为它们中的大部分，是避开厘金局而走私贩运的，另一原因则是生产成本相当低廉。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百年以上的印土输华最终中止，决定因素是印土在价格上难敌中国土烟，尤其是价廉、质优、量多的川土。

中国产鸦片的生产价格（单位：银两）：

资料来源：Baron von Richthofen，Baron Richthofen's letters，1870-1872，shanghai，1903，p．152．

土烟替代洋烟又表现在自1882年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洋烟的垄断市场的沿海地区，也逐渐被土烟所占领。连历来被视为印度鸦片大本营的上海，土烟的消耗量也日益增多。在1890年左右，每年运到上海的土烟就已达到了10000担。 ^[36]

土烟替代洋烟还表现在土烟不仅满足了千万瘾君子的需求，而且还出口海外。仅据蒙自海关税务司的报告，19世纪80年代起，云南鸦片的出口增长迅速，1906年为云烟出口的最高年份，出口达4012担，价值1600912海关两。

蒙自出口云南鸦片数量

资料来源：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1889-1911，Mengtze，Chungking．

这样，洋烟的进口量在1880年达到最高峰以后，便逐渐跌落了。1895—1900年间，洋烟进口徘徊在每年50000担，其中以1899年的59100担为最高，但没有超过1894年的63051担，更比1880年的87700担减少了一半。1902年后每年虽超过50000担，但最高的年份是1903年的58478担，连1899年的数量也没有达到（见下表）。

1895—1905年全国报关进口鸦片的数量和货值表

资料来源：各该年海关贸易统计报告。

必须指出，每年的实际进口鸦片数量还应加上走私的部分，根据香港的鸦片到货量分析，1895—1905年间，每年走私入口的鸦片约5500担。尽管鸦片的数量大大减少，但进口的价格则在逐步上升（下表）。

进口鸦片价格变化表（单位：关两）

资料来源：各该年海关贸易统计报告等。

中国近代贸易史上，鸦片与棉纱、棉布为大宗物品，而最早完成进口替代（即以国内生产的物品代替进口的物品）是鸦片。棉纱1903年、1908年的自给率分别为11.31％和23.93％，棉布1911年的自给率为9.1％。而鸦片自19世纪70年代迅速发展后，到1906年土烟的自给率已达到91％。 ^[37]清末土烟的进口替代，是近代中国发生较早的也是最为明显的进口替代。

云、川烟农春秋

川土比其他地区价廉是因为农业条件较为有利。在西北地区，罂粟需要最好的土地，而且由于冬天寒冷，因此，罂粟不能秋种夏收，而是春种秋收，这样就妨碍了夏时作物，因而成本大增。而西南则不同。

云南人贫地瘠，出产不多，常规种水稻或蚕豆等均仅能温饱，而种罂粟后，就能带来更多的利益，从下表可见一斑。而且，初夏收获鸦片后，还可栽种水稻。因此，鸦片的收益要比种一般农作物好得多。在四川，土地肥沃，适宜罂粟生长，川土一般在11—12月播种，次年4—5月收获，并不妨碍夏季作物，甚至在水田里也能栽培罂粟。于是，昔日秋收后所播的小麦、大麦和蚕豆，尽被罂粟所替代了。

云南“一口田”稻米、蚕豆、鸦片产量及价格比较

资料来源：转引自王福明：《近代云南区域市场研究》，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第384页。

耕种罂粟的川农大约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租田的佃农，所借田地较好，因而田租也较高，一般为收获量的50％，有些地区更高，且烟农要将田租折算成银钱支付，因而所受剥削更深。第二种是借租山地的佃农，耕种条件比租田农民更恶劣，而租额却与前者相同，因此，只能种罂粟以补充。第三种是借河坝地的佃农，所租的河地、河土、坝地、坝土等比山地肥沃，适宜罂粟生长；但河坝地通常须事先支付租金，遇荒年租额也不可改变，这样，佃农往往被迫借高利贷，所以又受地主的一层剥削。

鸦片与小麦收支比较

资料来源：C．I．M．C．，Decenial Reports，1882-1891，Vol．1，Chungking，p．84．

尽管烟农深受地主的压迫，但由于罂粟产出高，仍有利可图。罂粟年底播种后，1月须除草数回，4月前后要施肥数回，然后5月取浆收获。与小麦相比，虽然施肥、采浆需要较多的简单劳动力，肥料支出也要高得多；但是其他收益也比小麦高得多（上表）。因此，罂粟面积仍不断增加。佃农的未来并不怎样光明，他们中只有极少数能够升为“大佃农”而成为富农，而绝大多数仍只能维持佃农的地位，有些境况甚至会更差。

土行、烟馆、燕子窠

洋烟或土烟运至城乡，经土行、烟馆和燕子窠等店肆销售。土行又称土栈，是鸦片的囤售之所，一般可零售，可批发。早期时，广州、上海等地的土行大多是外国洋行的代销行，资本增大后有不少土行独立做鸦片买卖。它们从政府或租界当局那里领取执照，受到保护。如前所述，土行业为广、潮人士所垄断，例如上海后马路（宁波路）上的郑恰记土行和郭鸿泰土栈，历史最久，信誉颇佳，“一般的瘾君子均以该两店为正宗老牌，货真价实”。这种大小不等的土行土栈充斥各地，如1906年的上海原英租界境内，有30家土行，其中南京路、宁波路、松江路、江西路各有1家，河南路2家，芜湖路3家，广东路9家，棋盘街最多，有12家。1908年仅上海公共租界里就有1437家烟馆。

烟馆又称烟膏店，至晚在清雍正年间已出现了。其业务是熬制并售吸烟膏。生鸦片是不能吸食的，须经熬制才能吸食。熬制烟膏经沿袭继承，形成不少派别，尤以广帮最为出名。广帮的烟膏以香浓味厚为上，但价格颇昂，清末时每钱在130—160文之间。不过广帮的烟膏吸食后的烟灰还可换烟，一两烟灰可换四钱烟膏。

烟馆除了熬制和零售烟膏外，最主要是供客人吸食。清末时各地烟窟林立，通常挂有逍遥村、烟云楼、适可居之类的招牌；门贴“闻香下马，知味停车”“一呼一吸精神爽，半吞半吐兴味长”等对联。清末江苏的熟膏店达12790家，日售烟膏39900两。上海更是遍地烟馆，据1872年的《申报》载：单南市弹丸之地就有烟馆1700多个，人称“上海烟馆甲天下”。当时的烟馆是最重要的社交场所，富商大贾多在烟馆中边抽鸦片边谈生意，其他阶层的市民也喜欢在烟馆里聚会聊天。因此烟馆的摆设等次也有上、中、下各个级别，以适应需要。像沪上名店有广诚信、广诚发、广诚昌、广维新和赵南来等，均是广帮的名店。像法租界的眠云阁，英租界的南诚信，规模宏大，布置堂皇。烟榻是雕花的红木梨花的大床，烟灯是山西太谷出产的太谷灯，或山东胶州的胶州灯，皆精巧灵便，还有广州出的玻璃灯，华丽明亮。云铜黄竹的烟枪，考究地嵌有各色宝石，还有象牙制成的，并配以烧工著称的潮帮老手调制的烟泡。在辉煌耀目的陈设中，吸食鸦片的人横陈榻上，挥袖成云，喷口为雾；流娼、烟妓串流调笑，时人诗曰：“青香扑鼻气氤氲，料是眠云万里云。还有榻旁横玉女，蓬莱馆里闹纷纷。” ^[38]瘾君子沉湎其中，流连忘返，不能自拔。

低档的烟馆仅有几张木床竹榻，备着简陋的烟灯烟枪，供贫苦烟民吸烟解瘾。“燕子窠”是一种低级烟馆，出现于清末，自辛亥革命后盛行一时。其得名于上海，时人谓燕子专喜衔泥土筑窝，而瘾君子们也整日土不离口，奔波于寓所与烟馆之间，如燕子一般，故称其吸烟场所为“燕子窠”。还有一种花烟间，始于同治年间。上海南北两市有的下等烟馆雇用女子为烟客装烟烧泡，以广招徕，称作“女子烟间”。到光绪年间，演变为既供吸毒又可宿娼的场所，而蔓延至其他城市。于是，“不但黑籍君子流连忘返，就是门外人也思有以一乐”。 ^[39]最严重的还属上海小东门一带，烟花女充斥，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

吗啡、金丹、海洛因

近代以来，毒品基本只有鸦片一种，鸦片所含的生物碱仅20％左右，因此对人体的毒害比较缓慢。但是到清末，外国最新制作的毒品种类逐渐侵入中国，遂使中国的毒品危害更加惨烈。

吗啡早在同治年间就输入沿海城市，最初吗啡是作为戒烟药而进来的。1874年3月12日的《申报》刊有上海大英医院的戒烟药广告，称：“由伦敦新到戒烟莫啡散多箱，其药醇正且有力，故杜瘾之效较为捷速。”这种莫啡散就是吗啡，售价是1元英洋买60包药粉。实际上吗啡的毒性远甚于鸦片，因此，这种以毒攻毒的结果，使得毒瘾更烈。从那时起，吗啡是在西药房公开出售的，吗啡瘾者逐年增多，所以吗啡的进口量也不断上升，仅上海口岸1901年的进口量就比10年前增加了6倍多，达到114080盎司（下表）。

1892—1901年上海口岸吗啡输入简表

资料来源：《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

金丹是一种固体化的吗啡类毒品，颜色呈金黄，自清末进入中国后，因其价格较低廉而日益受到染有烟瘾的下层民众的欢迎。

与吗啡相似，海洛因最初也是以戒烟药的形象进入中国的，各地的西药房几乎都出售海洛因，有的医院甚至用吗啡和醋酐合成海洛因，大量发售。海洛因为白色粉末，人称“白面”“白粉”，吸法简单，但危害尤烈，吸上数次便已上瘾，且难以戒除。时人指出：“最毒无如海洛因，吗啡虽烈逊三分。高居鸦片红丸上，北地人多白面称。” ^[40]由此可见，自清末起，中国的毒品消费已由单一的鸦片发展为多样毒品竞争的局面。由于吗啡、海洛因等对人体的毒害更烈，因此，中国的毒祸也更加严重了。

烟民之数量　吸毒由宫廷而蔓延到穷乡僻壤，白发老人、三尺幼儿、王公贵族、士农工商、瘪三乞丐，均是这千万人计的吸毒大军中的一员。连那位深居宫里的慈禧太后，也很早就染上了大烟瘾。每夜必吸鸦片至三鼓，然后出而视朝，是时精神完足，与廷臣论国是全无倦怠之容，直到黎明才回宫安睡，竟十年如一日。 ^[41]城乡民众吸毒之风也日益炙烈。社会名流中吸毒成瘾的举不胜举。如晚清思想家、翻译家严复，长期吸食鸦片烟膏，其间还要注射吗啡，一直到他生命终结为止。

关于全国吸毒者的数量，我们先以四川为例。据英国驻华公使统计，光宣年间，全川吸食鸦片者为315万人，其中17％即54万人已成瘾。 ^[44]

这里仅以1905—1906年为例，做一分析。1905年中国进口鸦片为5189000斤，次年土烟产量为58480000斤，两者相加共计63669000斤。鸦片吸食者以每日需食烟膏2钱计，一年约需5斤。 ^[45]全国计有鸦片瘾者1300万人，如加上吗啡、海洛因等瘾者，估计全国的吸毒人数超过2000万人。这真是惊人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