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禁毒外交理念(禁戒毒品 美国早期禁毒外交理念探析)

有异于鸦片之于亚洲、吗啡之于欧洲、可卡因之于南美洲相关联的恶劣形象，美国在鸦片贸易上基本保持了与毒品有着一定距离的相对“纯洁”形象。在对远东地区的鸦片贸易中，美国在19世纪早期也曾参与了主要从土耳其及印度等地运输鸦片到中国的走私贸易活动。根据有案可查的东印度公司历史记载，从1800年到1839年，美国人运到中国的鸦片约为1.8万箱。就数量而言，当时美国的走私商人是仅次于英国的大鸦片贩子。[1]但是，“虎门销烟”后东印度公司的记录里没有美国人参与鸦片贸易的明确记载也是一项不争的事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鸦片走私贩子就此完全停止了这份利益丰厚的肮脏贸易，只是与英国政府的国家行为不同的是，鸦片贸易并不构成当时美国的国策。[2]这也是后来美国人在现代禁毒运动兴起后，在肮脏的成瘾性麻醉品贸易上得以秉承道德高调的历史基础。同样，与19世纪以来因欧洲化学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大量鸦片衍生物的出现及其四处出口情况不同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基本上不生产也不出口鸦片类的药物到欧洲。相反的是，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各地禁止鸦片烟馆的地方法令不断出台以来，到1909年，抽吸鸦片烟现象在美国也基本上消失殆尽。[3]这是美国实施“理想主义”禁毒外交的现实基础。除了上述特有的与成瘾性麻醉品密切相关的历史与现实因素之外，早期北美清教徒的文化及其思维方式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执行过程中所留下的遗风，则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理想主义禁毒外交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清教徒固有的“弥赛亚式”的远征文化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弥塞亚”是英文Messiah的音译，该词汇源于中古拉丁语的Messias，而它又是从古希腊文的MEooms转译而来。如果前溯至希腊语，则来自古代阿拉姆语Meshiha，而它又是古希伯来语“ha—mashi”的派生词。其原意是受膏者。所谓受膏就是接受涂油之意。在犹太教文化中，犹太人以向人的头上或物的上面涂抹或浇倒油脂的方式使受膏者得以神圣化，因此，受膏也就成为国王即位或祭司受职的仪式活动。[4]而在秉承了犹太教文化之后的基督教文化中，弥赛亚指的则是集圣父、圣子及圣灵三位于一体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因此，隶属于基督教文化的“弥赛亚式”（messianic）的远征文化，指的是传播基督教文化并让基督之光普照全世界的文化理念。所以，自以强调严谨道德为中心的美国清教徒文化伴随着最初的欧洲移民踏上北美大陆以来，在历经两个世纪以上的北美大自然的残酷考验之后显得更为独特和笃定。他们认为，美国人在道德上的独特感以及救世的使命感是完全有别于任何一个被玷污已久的欧洲大陆文化及其团体之外的新事物与新体系。[5]自有美利坚民族存在以来，人们就开始产生这样的信仰：对美国有益的就是对世界有益的；美国犹如一束世界之光给世界以希望；它是一座无法隐藏的“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而将备受人们景仰；它犹如一座民主的烽火台将带给世界以幸福，等等。[6]诸如此类的美国清教徒式的自信遗风，确保了美国以独特的视野去观察理解世界事务，从而也为美国在执行对外政策及处理海外事务中保留了一个特殊的道德主义框架，而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流行的“天赋使命”之说，更是加强了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独特地位的潜在态度。这种“弥赛亚式”信念上的固执使他们相信美国所存在的先天性优点与圣洁，更促使他们产生以新世界救世主身份自居去拯救旧世界的信仰，从而进一步导致了美国在海外采取行动时，往往带有全球使命的理念。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称这种理念为“无意识的家长式观念”（The Idea of Unconscious Paternalism）。[7]恩尼斯特·哈格（Ernest van den Haag）则更是通俗地形容那些在美国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们“看起来都带有天真的想法：认为美国的理想与观点可以也一定能够解决世界上的全部问题；而且他们的使命就是积极地将他们的理想应用于海外”，而这种理想的普及化最终也将有益于美国的国家利益。[8]作为美国大国外交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禁毒外交政策中的道德主义理念与美利坚文化背景下的“道德主义”观点显然是密不可分的。

美西战争的胜利与对菲律宾的殖民占有，不仅标志着美国的大国崛起，也给予美国将演变中的禁毒理念推向世界的重大机会。他们认为，菲律宾是上帝赐予美国的礼物，自然，解救生活在菲律宾地域的“劣等民族”就是美国人理所当然的使命。[9]当年长期在菲律宾传教的布伦特主教就曾毫不隐讳地指出，他的活动代表着美国最优秀的本质，因此，他在菲律宾的传教行为形同一位拯救菲律宾人脱离苦海的殉教者。[10]从殖民占有菲律宾过程中获得强烈大国自豪感的美国，自然也就把菲律宾存在的鸦片问题视为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以美国的“世界之光”照耀菲律宾，在道德层面上帮助菲律宾解决鸦片泛滥问题，把菲律宾改造成为控制和消除鸦片的全球典范殖民地，从而进一步影响周边国家消除鸦片泛滥的种种危害也就成为当时美国理想主义禁毒外交制定者的理想蓝图。这正是约翰·韦斯罗普（John Winthrop）以来，美国自我标榜的美国式解救世界的伟大传统。[11]而“投身于将美国新殖民地从邪恶的吸食毒品的深渊中‘解放’出来”则成为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兴趣所在。[12]之所以如此，如同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指出的那样，罗斯福总统所具有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至上的信念以及美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所拥有的道德责任感，对于在菲律宾消灭鸦片的目标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13]美国禁毒外交政策的启动与实施，正是在这样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理念基础上而得以落实的。作为美国禁毒外交的最初成果，“上海万国禁烟会”以其所提倡的国际多边合作的禁毒理念之共识，迈出了美国实施“理想主义”禁毒外交政策的重要一步。

尽管如此，美国早期禁毒外交历程上的种种事实表明，单纯的理想主义显然不是美国不遗余力推行外交活动的唯一动力，除了明显的经济利益之外，将以道德为基础的美国毒品控制理念输出并进而达到树立新兴大国威望与地位的目的，构成了美国禁毒外交追求其政治利益的内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