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后的蒙疆鸦片生产情况(禁戒毒品 蒙疆鸦片生产基地与专卖制度)

1942年11月1日，“大东亚省”在东京成立，“兴亚院”被该省吸收。与此同时，“兴亚院”在中国的联络部摇身变成大使馆事务所。侵略者在蒙疆的统治机构变了，但其鸦片侵略政策，即增加鸦片产量、扩大鸦片运销区、攫取巨额鸦片利润的方针，仍然一脉相承。

日本侵略者之所以急于把所有占领区纳入鸦片供应计划，可能是原来配给华北和华中的鸦片计划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1942年8月，伪蒙疆政权分析说：“若根据到目前为止，对华北、华中所做的与鸦片有关的各种状况之调查来加以判断，华北方面由于收纳及配给机构之整备不完善，生产之鸦片大多走私，经由官方指定之配给机关大量消化实有困难。因此，今年来自蒙疆之交易数量预料亦将会减少。至于华中方面，由于金融关系，即因储备券与法币间之关系，地方宏济善堂之销售欠佳，是以今年来自蒙疆之交易数量预料将会减少许多。因此，1942年度蒙疆收纳鸦片，因华北、华中之交易数量减少额度，预料将会有相当数量之剩余。然而，以目前蒙疆之财政状况，不容许长期累积剩余之鸦片，故而不得不另寻其他消费地。”⁽⁷²⁾

这里强调的“储备券与法币间之关系”是指“中储券”。中储券，全称中央储备银行券，是汪伪政府在沦陷区发行的货币。1941年，汪伪政府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并发行中储券，开始以50比100的比率兑换原有的“法币”，到1942年5月31日，汪伪政府下令禁止法币流通。截止到1945年9月，中储券共发行4.6万亿。同年国民政府宣布1比200的比率，用法币兑换中储券，1945年11月中储券被宣布禁止流通。这里强调的“储备券与法币间之关系”是指一种货币战争状态的关系。这种混乱的金融流通对于宏济善堂在华中推销鸦片不能不造成一定影响。

1943年5月，驻张家口大使馆事务所发表调查报告，估计蒙疆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达到了100万亩，预计可以收购鸦片1000万两。但是，鉴于1942年鸦片收缴政策的失败，决定重新调整收购办法。调查报告说：“即使能够收购上述数量的鸦片，也不能完全满足共荣圈内的鸦片需求。要想进一步掌握更大量的鸦片，在方策上，只能期待单位面积增收及收缴机构的强化和整顿。”⁽⁷³⁾

1943年对于收购办法和机关的整顿，主要内容是废除了1942年的政府直接配销制度，恢复了此前的土药组合出售制，确定政府的补偿价格为每两8日元，税金3日元，以11日元的价格将配销权利转让给土药组合。土药组合方面，为了完成1943年的“重要使命”而进行了改革。改革是怎样进行的呢？目前缺乏资料，难以推测。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无论是收购机构的整顿还是收缴办法的改革，都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在本年度的鸦片供需会议上，不得不对分配计划进行大幅度调整。

1943年9月27—28日，日本在东京召开亚洲大陆各地区的鸦片会议。会议将蒙疆地区的鸦片收缴量调低为500万两，具体分配计划如表39所示。

表39　1943年度蒙疆鸦片计划配销各地情况一览表

会议还决定把鸦片政策扩大到卷入战争的整个东亚地区，通过了以伪满洲国和蒙疆地区作为鸦片生产基地的决议。要求蒙疆伪政权积极设法扩大罂粟种植面积，预计收缴1000万两鸦片，以满足华北、华中和华南以及东南亚国家的需要。⁽⁷⁴⁾“不仅地区内，甚至全中国、满洲国、日本及此次因太平洋战争之辉煌战果而归属日军势力范围内之各地，其鸦片之供给兹因外国鸦片进口断绝，故全需于势力范围内自给自足。”⁽⁷⁵⁾

侵略者贪得无厌，1944年指定蒙疆地区罂粟的种植面积为：张家口署308000亩，大同署394000亩，呼和浩特署938000亩，总计为1640000亩。计划总产量达到32800000两。

但是，关于1943年与1944年的鸦片收缴与配销情况均缺乏可靠的内部资料，难以进行具体分析。据当地人回忆，1942年以后蒙疆鸦片的生产处于衰退状态。蒙疆鸦片生产之所以不能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由于日伪政权的鸦片低价强制收购政策严重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农民种植罂粟无利可图，失去了生产鸦片的兴趣。土地利用毕竟是有限的，种植罂粟就不能种植粮食，由于该地区种植罂粟面积过大，粮食面积严重萎缩，粮食产量减少，无法满足社会需要，粮价上涨，为了维持起码的生活，农民不能不留下一部分田地来种植粮食，罂粟面积因此不可能无限扩张。

第二，1940年以前，京津地区的鸦片消费主要依靠蒙疆地区的供应，1940年以后华北等地的罂粟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鸦片生产已经可以满足本地区的需要。华北地区估计年消费大致在1200万两左右，⁽⁷⁶⁾1941年，在敌伪政权控制下的河南、河北和山东种植罂粟面积达到570000亩，按亩产20两计算，可以产鸦片11400000两，已基本可以满足本地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伪华北禁烟总局于1941年向“兴亚院”提出减少购买蒙疆鸦片的正式报告。⁽⁷⁷⁾

第三，绥远西部地区仍然控制在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等领导的抗日军队手中，他们继续执行断禁鸦片令，时常发布命令和派遣军队铲除辖区内的罂粟，这样，游击区的鸦片生产不能不受到致命打击。例如，1940年日军占领包头后，立即迫使农民种植罂粟，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军队反击取得胜利，立即派遣军队前往查拔罂粟⁽⁷⁸⁾。

第四，各界人士大力宣传敌寇毒化政策的危害，对于阻止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也起了一定作用。有人强调指出，日寇在中国的武力侵略与毒化政策同时并进的罪恶目的是“非仅欲亡我国家，意在灭我种族”，⁽⁷⁹⁾日益觉悟的群众开始抵制鸦片生产，铲除烟苗事件时有发生。

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的制约，尽管日伪政权想尽一切软硬办法，无论是劝诱还是以死刑逼迫，蒙疆地区的罂粟实际种植面积和收购的鸦片量始终无法达到侵略者制订的计划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