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鸦片会会长：大平正芳(禁戒毒品 蒙疆鸦片生产基地与专卖制度)

1939年5月的一天，正在仙台税务局关税部担任部长的大平正芳（1910—1980，曾于1978—1980年任日本首相）接受大藏省次官大野龙的派遣，前来蒙疆联络部工作。大野龙对大平正芳当面训示说：“现在政府决定在北京、上海、张家口、厦门四个地方设立兴亚院联络部，大藏省要向各个联络部派人。我们准备让你去张家口。张家口这个地方冬暖夏凉，生活方便。你到那里，就像内蒙古的财政大臣一样，可以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你所喜欢的图画来。年轻的时候，应该到处看看。怎么样，你同意吗？”⁽³³⁾“兴亚院”成立于1938年冬天，是日本近卫内阁加强对中国占领区统治的重要机构。从日本大藏省次长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在蒙疆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大平正芳以蒙疆联络部经济课课长的身份，被赋予了类似日本“大藏相”的实权。蒙疆联络部的首脑人物是酒井隆少将，大平正芳实际是经济、财政方面的主管。

那么，大平正芳的主要使命是什么？由于中文档案在日军投降、撤退时已被大量销毁，很难看到日本毒化政策执行人的具体活动记录，这里只有通过日文资料寻找其早期历史踪迹。根据《大平正芳传》记载，经济课课长大平正芳在蒙疆地区主要负责对战时物资动员和当年的投资计划进行汇总，“然后和东京兴亚院总部进行交涉审定”。此处的“战时物资动员和投资计划”，就是根据侵略战争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资源掠夺的主要对象既有煤炭、铁矿、粮食等战略物资，当然也包括鸦片这类“黑金子”。具体说来，蒙疆地区向日本出口急需的煤、铁和粮食，同时向华北运送鸦片，然后用鸦片换取侵略者必需的物资。正是由于经济课所负责的这些事项实际是蒙疆地区的经济、财政命脉，日伪政权的各个部门都必须到大平正芳课长这里来磕头求助。日本对中国的鸦片政策是由“兴亚院”制订的，在蒙疆地区贯彻执行这种毒化方针和政策的就是经济课课长大平正芳及其同僚。

1939年6月15日，大平把妻子和长子安置在岳父家中，单身从东京车站出发，6月20日黄昏时分到达张家口。到1940年10月离开，大平正芳在蒙疆工作了1年零4个月，这正是日本在中国毒化政策全面贯彻和加速推行的阶段。大平正芳一回到日本就被提拔为“兴亚院”总部联络部第二课课长，可见他的上司对其在中国执行使命所取得的成绩还是相当满意的。尽管战后侵略者在中国的鸦片问题上都讳莫如深，但事实就是事实，总会露出蛛丝马迹来。1970年代末期的一次聚会，还是确证了大平正芳在蒙疆地区的使命。原来，在蒙疆工作时期，日本人在张家口成立了一个叫作“清水河会”的同乡组织，事隔30年后大平正芳成为政治领袖人物，担任了日本首相。“清水河会”又一次在日本召开，会后编辑出版了一本纪念册——《清水河会40年史略》。正是这本纪念册中的照片，记录了大平正芳在蒙疆的活动。在照片的说明文字中，大平正芳被称为“我们的鸦片会会长”。毫无疑问，大平正芳是1939年6月到1940年10月间在蒙疆执行“兴亚院”毒化政策的关键人物，就是在这一时期，蒙疆的鸦片生产有了快速发展。

据华北联络部的一位同事回忆，大平正芳曾数次专程到东京汇报其工作。每次返回时他都路经北平，必定到华北联络部来传达“兴亚院”的指示。他的报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格，但对“兴亚院”总部的指示和对蒙疆经济的分析特别彻底，“从不同角度掌握了事物，作出了判断，展开了讨论”。华北联络部因此对他的经验相当重视。⁽³⁴⁾朔北的寒风使大平正芳很快成长为一个精明强干的行政官僚。

关于在蒙疆的这一段活动经历，大平正芳在自己撰写的《我的履历书》中没有丝毫提及，可见当事人也认为这是一段很不光彩的历史。不过，事实就是事实，无论是隐瞒还是歪曲，都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纠缠既往的民族恩怨固然意义不大，但尊重历史毕竟是善待现在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