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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控制的宏济善堂贩毒(禁戒毒品 抗日战争时期贩毒的泛滥)

导语:日本控制的宏济善堂贩毒属于禁戒毒品下的抗日战争时期贩毒的泛滥分支内容。本篇围绕禁戒毒品 日本控制的宏济善堂贩毒主题,主要讲述日本在华的贩毒,鸦片,贩毒等方面医学知识。

1938年秋,在日本兴亚院及大使馆的支持下成立的华中宏济善堂是日伪在上海乃至整个华中地区贩卖毒品的一大机关。

在“八一三”战事爆发之前,流入上海的毒品主要产自三个地方。产自云南的“云土”是最上等的鸦片;四川产的“川土”稍次;东三省热河区域出产的“红土”最差。1937年11月,中国政府军从上海华界撤出后,上海租界成了孤岛。这时云土、川土已经运不进来了,只有红土源源不断地从关外运来。这种劣质烟土经日本浪人加工提炼后制成的白粉与红丸,在既吃不起鸦片又打不起吗啡针的烟民中销路甚广。

华中宏济善堂设在上海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内,其办事处设在金神父路28号(今金陵路)。其理事长、副理事长均由伪维新政府行政院戒烟总局局长任命,“戒烟总局局长决定华中宏济善堂之鸦片售价”。[73]加入华中宏济善堂的烟商都是向在上海经营鸦片批发业而资本充裕者,各自提缴20万元给戒烟总局为保证金。而“戒烟总局局长遇地方戒烟局申请鸦片供给时,由华中宏济善堂供给之”;“华中宏济善堂加入者之中央土行,加征按戒烟总局出货时价格每法币一元取八分之手续费,售给地方宏济善堂之土膏行”。[74]

从1938年12月9日—1939年6月22日,伪戒烟总局经上海地方戒烟局共发出营业执照30号,领取执照的鸦片商号依次为盛昌、协丰、兴昌、郑洽记、恒昌、永盛、庆新、泰兴、五丰、老其昌、新昌、合记公、源记、协盛、大公、隆顺行、祥丰、协泰、协记、英昌、老信昌、裕源、源泰昌记、新发、福记、无益、源和、福昌、郑洽记南号。华中宏济善堂成立后这些土膏行无一例外被纳入其鸦片销售网之中。宏济善堂的进货是“委托日人板本所开设的三洋行(沪台湾银行楼上)运输部专责办理……采购运沪交由兴亚院直接处理。初以飞机轮船运输,迨至太平洋战争发生时,即由火车运输。其售销量,以上海一隅而论,每月即约达6万余两”。[75]

华中宏济善堂的理事长为日本人里见甫,会计监督为中西正雄。理事有蓝包荪、罗洪义、汪奉时、吴振华、徐长春(即徐常州)、郢芳熙、张瑞堂、傅叔英、梅云生、蓝彦卿,他们都是该善堂具体主持者盛幼庵(文颐)的手下。[76]盛幼庵是晚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侄儿,在18岁时就吸鸦片成瘾,擅长鉴别烟土,自主持宏济善堂后成了大名鼎鼎的烟土大王。宏济善堂包运包销的热河烟土的包装箱上都贴有“宏济善堂封”的条子,受日伪各方面的保护。1939年7月1日,伪禁烟总局就宏济善堂所售盖印官土屡被警察局扣留一事致函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嗣后如见有该项印花及戳记之官土,不得任意扣留”,“即予放行,如有未贴印花者,即属私土,仍请照章查扣,移送敝局付价变卖,提奖充赏”。[77]也就是说,凡贴有该善堂印花的即为官土;凡未贴有印花的是各地戒烟局所要查缉的私土。

华中宏济善堂成立后在上海曹家渡、康家桥等地分设土膏市场,并在沦陷区各地设立分堂。南京宏济善堂的主持人系伪南京市财政局局长、汉奸任援道的亲戚邵鸿铸。邵调任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局长后由蓝包荪继任。[78]贩毒惯犯、伪安清总理事长孔经武于1939年充任汪伪南京禁烟局主任,其弟孔宪举仗势以宏济善堂的名义在下关永宁街开设“协泰土膏店”,荼毒一方。[79]宏济善堂在苏州、松江、嘉兴、芜湖、镇江分堂的负责人分别是朱振华、严春堂、郭伯良、蔡公侠、徐成裕。[80]分堂之下设膏店,店之下设烟馆美其名曰“戒烟所”,其实对于吸食鸦片者既无限制也不施戒。在日伪的毒化下,至1943年6月,仅上海南市一隅即有大同行55家、小同行350家。大同行每月每行可销售烟土12只,小同行每月每行可销售烟土10只,均由该善堂批发,每件批发价伪币8万元(原价仅值伪币1.5万元)。华中宏济善堂“除按月缴纳捐税外,对敌伪宪警每月贿款即达2500万元之巨”。[81]

宏济善堂在上海的贩毒可细分为沪西、南市和闸北三块。在位于沪西的愚园路上三步一楼,五步一阁,几乎全是鸦片烟馆。尽管门口不挂招牌,但瘾君子们自然会找上门来的。南市老天主堂街由九亩地起至荷花池为止,里面开的烟窟如“一线天”“雾中趣”“神仙宫”“快乐园”等有数百家。沪西片由潘达等三人负责,南市片由一潮州人负责,闸北片由青帮大字辈、汉奸常玉清的徒弟负责。[82]关于常玉清为首的汉奸组织黄道会“包庇烟赌,贩卖毒物”的劣迹,当时的进步报刊曾有过揭露。[83]

1944年春,日本一议员团体来华实地考察占领区情况回国后报告说,兴亚院委托盛文颐包销烟土是日本政府的耻辱,提出这种贩毒的事情应该让南京汪伪政府等各傀儡政府自行办理才不会连累到日本人的面子。与此同时,汪伪政权正在向日方提出收回禁政权(实为贩烟权)的问题。日本政府考虑再三,决定从速结束宏济善堂。在这之后每逢有日本人来,盛文颐必借醉酒称:“鸦片的生意,真不好做的,对外有杀身之祸,对内妻子儿女吃上了瘾,个个成为废物,真是自食其果。”[84]盛文颐的这番话真实地反映了他半是抱怨半是忏悔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