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普通民众的贩毒(禁戒毒品 北洋军阀时期贩毒的流行)

个体贩毒

北洋军阀时期军政官员们固然利用手中的权势大肆贩毒发财暴富，普通百姓也有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以买卖毒品而谋生活的，如此上下呼应而又各行其道，使得鸦片毒品的销售几乎遍及中国各地方各阶层。

1923年，中国政府经过艰苦交涉从日本手中收回了青岛，立即在这一昔日日本之最大的销烟场严禁毒品，但直到1924年春全市仍有烟窟3000余处。一般小贩及开灯供客吸食者为了求得保护，“均结交一官厅阔人，作为护符。甚至妇人卖烟，竟有与课员办事员发生关系者”。安徽亳州、江苏徐州一带的农民从原籍赴青岛时，多以夫妇两人或以全家老小，扮作乞丐模样，用手推小车一至数辆，每车装上数筐烟土，筐之上面盖以极破烂不堪之污秽衣服，夫推妇拉，沿途乞食度日直到青岛。然后依次出售烟土和小车，更换华服乘车而返。[64]

在河南安阳、新乡、武安、沁阳等十余县均有制造白丸等毒品的场所，股东是当地的绅士。至于“贩卖之人，则更是触目皆是。即任便指一小杂货摊上，或一售瓜子花生篮中，莫不有毒丸出售……嗜之者固比作家常便饭，售之者亦视同布帛菽粟，无人问亦不胜其问也”。在这些地方贩卖白丸、鸦片等毒品被视为正常生意，“偶尔有人告发，被告者虽然受罚，而举发者亦深受群众之嫉视。驯至假借他事，加以陷害而后已”。[65]

在江苏南通，城南便俗剧场南首莘园园主薛某是主持当地贩土生意的最大土贩。薛每次进货均“由海道运来，约有三四百箱之多”。[66]好端端的莘园于是成了烟土的囤积之处。

甚至连六根清净的和尚也卷入了贩毒的浊流。据报道有江西籍僧人刘志泉、刘绅保父子两人先前在贵州做生意时稍获余资后即购买烟土，并以此为原材料设法制成了一个长约4尺、周围约2尺的“泥塑罗汉”，外面糊泥贴金，由刘绅保背负，刘志泉“则手持缘簿，伪作游方者”。1923年1月12日，当他们从常德乘民船至长沙小西门外码头时被水警看出破绽，当场查获。烟土罗汉经称量，计重32斤。[67]

另有一些有身份地位的商人完全可以正当生意谋生，偏偏也不肯放弃烟土这块“肥肉”。如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开办有利银庄及潮汕电船公司的广东潮州人陈坚夫不满足于正当生意的收入，“伙同私运大帮红土”，经查实为贩毒之主犯。[68]

还有些商人自知贩毒理亏，于是掩耳盗铃自称是经营戒烟药，于是心安理得地放手大干。洞庭山人席筱杞在上海汉口路昼锦里开设门市部，经销由日本进口用吗啡做的所谓戒烟药“哑支那”。为了打开销路，他托人在上海报纸上刊发广告，仅20几天，40箱“哑支那”就销售一空。后来，同业告发席筱杞卖的是实为鸦片代瘾剂的高级毒品。捕房接报后立即封闭了席的门市部。已赚足钞票的席筱杞经过上下打点，结果只捉去一个小伙计抵罪就销案无事了。[69]

各地烟帮的形成

1917年春，中英联合会勘结束后，云南鸦片产量锐减，烟价日渐上涨。当时不仅没有鸦片可以输出，就连本省吸户自己吸食的鸦片也大为紧缺。每旧两鸦片在昆明卖到银币5元还是十分抢手，不易买到。一些地霸、奸商勾结军阀到本省边地或四川、贵州产烟区组织长途武装贩运，牟取暴利。一些小商小贩见有利可图，也纷纷组织贩运。云南烟帮猖獗一时，他们的口号是“典田卖地，将本求利，有人挡着，人头落地”。

1918年，唐继尧曾派省会警察厅长秦光第率兵一团，往西路查缉烟帮，在顺宁、云县交界地方，与马姓烟帮发生遭遇战。警方武器先进，烟帮则占着有利地形，双方互有伤亡。最后烟帮因粮食将尽无法相持，主动提出将所携武器和所运烟土交出一半，并赔偿500元银币作为被打死兵丁的丧葬费用了事。秦光第回省后向唐继尧汇报，唐也拿不出什么高招，只是发文要求各县随时侦查，及时消灭烟帮。然而仅凭各县一点力量薄弱的团队是根本不敢过问烟帮的行踪的。[70]一时间，贵州边界朗岱、兴义、盘县等处以及四川边地雷坡、马边等处的烟土也由当地商人运滇售卖，形成了云南历史上“邻烟倒灌”的时期。[71]1920年，云南开放烟禁后腾冲商帮纠合下关200多家商号，形成专贩鸦片的大烟帮，一次即贩至广东百万两以上。[72]

20世纪20年代以后，广西也有了武装护烟，对抗官府、军阀、土匪的烟帮。每个烟帮一般都配备长短枪数十支。他们带着各种货物和现款，到达目的地后或将货物交给当地商号出售，或径自在大街上设摊，以货易货，换回同等价值的鸦片。当时著名的烟帮头目有陈荣廷、刘宇臣、陆炎等人。陈荣廷与军阀陆荣廷同名，且是老伙伴。[73]此人专走龙州、靖西、镇边、云南那条道。在那条道上每一站头他都娶了一个老婆，每次上路贩烟对他而言等于在自己的这所房子与那所房子间走动。陈荣廷在烟帮中腰杆最硬，能打通各种关节。刘宇臣则是广西自治军总司令刘日福的侄儿。陆炎曾任巡防队哨官，后移居百色，与新桂系的黄绍竑是结拜兄弟，公开贩卖烟土，关卡、军队不敢为难，一般土匪也不会打劫。那些后台不硬的烟帮为了确保安全只能请求军方护送，护送费则由烟商与军队事先议定，由云南、贵州等地运烟土至广西百色，每两收保护费3角。百色以下又有各段的保护费，总计由百色入口到梧州等地出口，每两烟土要交保护费毫洋六七角。但军队收了保护费后并不负完全的保护责任，如果遇到更强大的军队中途劫夺以至遭受损失，护烟军队并不负责赔偿，只能是烟帮自己倒霉。[74]1924年，自称自沿军总司令的刘日福就经常派兵护送烟帮。

在军队势力薄弱兼顾不到的地区，烟帮就另雇地方土霸的人马护送。从广西百色城到英水河南岸八渡一带以及从红水河入贵州地界一带，均须雇地方武装护送。武装护烟的著名地方土霸有西隆县苗冲的杨登鹏、西林县猫街之罗大炮、贵州江边的王海平、南龙以北的袁老太爷等。杨登鹏，1909年生。1923年，跟自称苗王的大舅杨福应当随从；1926年，升任队长。杨登鹏在西隆县护送马帮，贩卖烟土，一直干到1935年秋，杨福应被广西当局击毙时为止。[75]

西北地区的烟帮称之为马客。1916年，甘肃省内土烟种植基本禁绝后投机商贩又相继从外地向甘肃贩运烟土。当时新疆西部哈尔湖附近大量种植的大烟由回族马客运到哈密，再运酒泉。马客有马有枪，武装贩毒。他们途径新疆各地税局遭到查问时就谎称大烟是葡萄干。当时大烟在哈密每两值银一两，到兰州后可售银二两，于是商贩们趋之若鹜。[76]1914年至1920年，张广建督甘时还有一批冒险商人偷赴川、康边境、黑水、那娃一带贩土，如中途不遇诸如土匪劫夺、官卡缉查等事故，平安回来，每两烟土可在河州最高卖到白银14两，真是一本万利。当然如果遇到事故，轻则失土，重则丧命。[77]1921年，陆洪涛任甘肃督军，他在1922年起在河西走廊开放了烟禁。因此又有一批河州商人从永登一带贩土，当地烟价每百两15元，加上百两征税5元，才20元，但只要运到河州就可卖30余元，每百两可获利10余元。烟贩们为了偷逃税收，不走大道，偏走偏僻的小路，但碰到官方查缉人员，即处以5倍至10倍的罚金，往往导致一些烟贩破产。[78]

鸦片商号的活跃

1920年，云南开放烟禁后，经营滇缅贸易的鹤庆商帮老商号福春恒在其创始人蒋宗汉的主持下，把滇西及缅、印鸦片运销广东、四川等地，年运销量达二三百万两。鹤庆商帮的其他商号如兴盛和、文华号、复协和等也经营鸦片生意，少则数千两，多则几十万两。喜洲商帮天顺昌商号从云县、下关把鸦片运往省城昆明和广东，永昌祥商号则将大量鸦片运销四川，因而暴富。[79]1925年，去云南马街市旅行的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看见了市内到处都有卖鸦片的烟馆。跟学生们住在同一个旅馆的鸦片商人，身上带着武器去交易鸦片。这商人一边擦干净枪，一边跟学生们谈鸦片的价格”。[80]

1921年前后，贵州安顺先后创立了恒兴益、公合长、天福公、恒丰裕四大贩烟商号。恒兴益是1922年由零买整卖的囤户组合而成，股东有二三十人，丁纯武任总经理，王志熙任协理，邓羲之任昆明庄经理。这3个人的兄弟子侄也分任总号和分庄经理或其他重要职务。恒兴益的章程规定，凡出任外庄经理职务的人须投资5000元以上的股东或者由5000元以上的股东提出保证，才够资格。该号主营大烟和汇兑业务，兼营纱布和百货。天福公总号设在贵阳，股东人数较少，股本总额约五六万元，总经理贾文钦，1925年前后在安顺设立分号后，经营业务从盐业转向大烟，重心从贵阳转到安顺。公合长总号设在安顺，起源于盐业，股东有10余人，股本约10万元，总经理是彭用武，彭在商号内部有绝对的权威。恒丰裕成立于1921年，股东最初不到10人，由帅灿章任总经理。帅灿章在创建恒丰裕之前曾去重庆贩过大烟，结识了一批四川朋友。1926年，该商号改组，总资金为6万元，增加了川籍的股东，而且在总号和外庄经理中大部分都成了四川人。四大号成立后采用各种招数，吸取佣金，垄断市场，抬价杀价，每运销一担大烟的利润在百元上下。在短短十几年中资本急剧扩张。恒兴益在8年中资金从40万元积累到100万元以上；恒丰裕也从1927年的6万元资金猛增到1940年的500万元。其余两家在数年中亦获利不少，后因经营不善，分别在1935年、1948年倒闭。[81]

1922年，毒贩叶清和进入厦门裕记烟膏行任职，时常赴上海押运毒品到厦门，因每次都出色完成任务，于是被提升为裕记行驻沪办庄经理。1924年，裕记行上海办庄因偷漏鸦片税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查获，毒品被没收，叶清和与另一职员叶亚成被捕。在审讯中叶避重就轻，把主要责任推在同事叶亚成身上，叶亚成后被判了徒刑10年。叶清和本人仅在狱中关了一年左右即因告密有功提前出狱。这时他在上海娶的小妾李慧珍帮他走通了闻人杜月笙、华清泉等人的路子，本想回老家的叶清和被杜月笙安排在“禁烟局”的缉私运输科任职。在缉私科工作期间，叶常在运输公货时夹带私货，这种万无一失不要分文运费的走私贩毒生意着实让叶清和狠狠赚了数万元。1925年，仍然觉得不过瘾的叶清和决定辞职，自己在法租界吉祥街德福里95号开办和源行，以代理德国某洋行的五金颜料为掩护，暗中批发波斯鸦片。

和源行又在厦门设立和益行为分行，由叶之弟弟叶谦逊负责。和源行到波斯去运鸦片是由叶清和、华清泉、黄彰发、汪少丞（杜月笙之门徒）和怡成行老板、汕头鸦片商郑耀光5人共同出资的，经常包租葡萄牙、西班牙、丹麦、挪威等国1000多吨的货轮运输鸦片。同年下半年叶清和还在法租界大马路（今金陵东路）自来火街口自办的国民药房二楼另设一家和源行，专门经营海洛因的贩卖。其海洛因均购自法国马赛，每月平均来货一次，每次约100铁罐，每罐重1公斤。原装每罐1100银元，到上海翻装后，价格成倍上涨。和源行的客户主要是徐州、天津的毒贩，只有少数是上海当地的毒贩。无论是鸦片还是海洛因运到上海时都是秘密卸货的。由于叶清和在毒品生意上赚了不少钱，于是他在上海广置房地产业，盖房出租，投资中汇银行、永大钱庄等金融机构，并与人合办隆顺洋行、华侨贸易公司等，其总资本约有六七十万元。[82]

特业公会的出现

北洋军阀时期，凡在贩烟生意兴隆的烟土集散之地，大多有特业公会或特商公会，长江沿岸的武汉、九江、安庆、芜湖直到上海，都有此类组织。特商公会并非正式的合法的民众团体，按理说是没有任何地位和权力可言的。但在当时只要有钱就会有势，钱不管是何种途径得来的，都可以左右一切、改变一切。

1922年，湖北军警督察处处长李耀廷报请吴佩孚批准，准许正式成立特业公会。不久经烟土商们协商，李耀庭的谋士、顺风公司的后台老板、大毒贩赵典之出任会长，运商代表、福记公司老板鲁履安，销商代表李耀珊分任副会长。特业公会下有32家会员，会址是一座西式洋房，礼堂、会客室、办公室、会议室、餐厅、俱乐部一应俱全，设备考究，远在其他同业公会之上。[83]会长赵典之规定，运商来货须向公会登记，提货和分拨亦须由公会盖章、提单、押款，成交期票折现由公会盖章保证；运商之间进行交易，大宗均在公会开盘，少量的可以随时直接成交；零售价由公会挂牌，批价可以由各家按行情决定，一般批零差价约为九五折。公会这些决定实施后，保证了运商销商都稳赚不亏，从而垄断了整个汉口的烟土市场。1923年，经过赵典之的百般经营，特业公会作为集体会员加入了汉口总商会。1927年初，赵典之风闻国民革命军要彻底禁绝烟毒，慌忙把特业公会的事务交给李耀珊掌管，自己跑到上海避风头。

安庆特商公会是由五大家特商合组的，下设财务、交际、文牍、庶务等股，均由特商中的一些头面人物所把持。公会费在特商们的每担烟土中收取附加费5元。仅安庆一地每年所收的会费就有七八万元，其用途除支付公会职员、勤杂人员的薪水、办公费和交际费之外，大部分被私人挪借以及用于行贿舞弊等。从1921年起，特商公会开设的烟土零售店为省禁烟督察处代销该处查获的烟土，所得款项由特商公会全部交给禁烟督察处。特商公会得到的回报是，从汉口买入的烟土运到安庆时只需缴纳每两四五分钱的查验费即可销售。另外所有在安庆销售的烟土，特商公会都要收费，以每两收2分计算，公会每月就有五六千元的进银。[84]

镇江在北洋军阀时期烟土商已多达几十家，为了共同应付军政警方和流氓地痞的敲诈勒索，逐渐形成了一个没有名称、没有形式的对外包揽组织，实际上的地下特商公会。主要负责人是张广富、王根祥、孙永贞和方瑞棠等人。张广富是青帮大字辈朱炳元的徒弟，曾任英租界工部局头领克利的大厨，后来家成业就，自开西餐馆，广置房地产。王根祥是青帮大字辈樊敬臣的徒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国当过华工，回国后就在工部局担任翻译。在“组织”成立之前，张、王两人就是以英租界为基地的烟贩们的保护伞，此时则负责应对英租界当局。孙永贞曾在民国初年担任过镇江花捐局局长，精通三教九流、社会交际广泛，是被烟土商视为靠山的地方把头。现由他负责应付华界方方面面，应付办法不外是视具体情况分送钞票而已。方瑞棠，青帮通字辈，在码头工人中广收门徒，因而夺得把头地位，包揽接运至镇江的烟土达几十年，并包送上门。此次也是专业对口，专门在江面、码头负责接运烟土之开销。[85]“组织”成立之后，土贩们应付的各种开销大为减少。虽然偶尔还会遇上一些意外风波，但只要再略加破费即可化险为夷，损失不会过大。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24年直奉战争，张宗昌率军南下，控制江苏时为止。

在这之后丹徒县城厢市议会副议长颜德身取代了孙、张、王、方等人的地位，成立了一个包括他们四人在内的、规模更大的、但仍无正式名义的包庇毒贩的组织。该组织勾结驻镇江的张宗昌部朱玉贤旅，对烟土商贩按件征收费用，然后将其中大部分用于报效军队、大小机关以至地痞流氓。不过烟贩们向“组织”交了费后即可堂而皇之地公开销售，私土几乎成了“公卖”的官土。1927年春，北伐军进抵镇江那个夜间，颜德身遭到了一个自称是革命军的人的敲诈勒索，连夜潜逃上海租界，以他为首的那个“组织”也就随之寿终正寝了。[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