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国内鸦片战争年(禁戒毒品 军阀与烟毒)

军阀＝武装+地盘+烟税

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为巩固地盘扩充势力，竞相增加军队人数。1914年时，中国陆军不过45.7万人，1918年增至85万人，到1919年初又扩大到138万人。 ^[40]这个数字尚未包括地方杂牌军在内。

随着军队的扩充，争夺的加剧，战争的频繁与扩大，军费开支必然增大。1893年时，中国的军费开支为1560万元，1910年达1.02亿元；而辛亥革命后仅北洋系统的军费开支，1916年就增至1.5291亿元，1918年上升到2.03亿元，1925年更增加到6亿元。 ^[41]

如此巨量的军费从何而来呢？由于农业的衰败，工商业的凋敝，因此政府的税收已达到了极点，无法收取更多的税金。占据在首都和重镇大城里的军阀，曾以借债度日，而地处四野的军队则靠滥铸硬币、滥发纸币集资；时间久了，借债的因无力偿还而续借维艰，滥发的因失去信用而遭民抛弃。而军还在扩，仗还要打，在筹饷乏术的情况之下，各路军阀竟不约而同地打起了鸦片的主意。

罂粟的种植除个别地区以外，几乎适合全国各地栽种，而且它是唯一的高利润的农作物。有了这个财源，就能购置枪弹，维持与扩大军队；而一旦实力充足，羽翼丰满，军队便能发动战争，去占领更广阔的地盘，并在扩大了的地盘上种植更多的罂粟，收得更多的鸦片税。这样，烟税—武装—地盘，便成为中国军阀割据的三大法宝。军阀割据政权与鸦片交易的长期共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奇特现象。

为聚敛烟税，首先要劝逼农民栽种罂粟。军阀勒逼民众种烟抽税，但表面却说是体谅民疾，每至种烟季节，军政当局即上山下乡，千方百计使农民早种多种：缺乏烟种，他们从别处运来；资金不足，他们提供贷款；种烟害怕被抢，军队予以保护。于是，历史留下了不少勒种罂粟的文告。如福建某县知事告示曰：“照得日昨召集全县执事团绅会议，筹垫临时军事事宜。仰蒙师长亲临面谕，此次军费筹垫，上峰系出于万不得已之苦衷，且许以禁烟罚金扣还。原为体念人民困难，暂弛烟禁，俾尔出款，人民能得抵偿实惠，复经本知事呈请，勿论种烟多寡，不再加征，并免除上年调查复勘种种流弊。已蒙俯准，如尔乡民自愿种烟者，切勿徘徊观望，致误期而生后悔，切切此令。” ^[43]于是，烟毒便在军阀的愚民政策的软硬兼施之下，如火如荼般地泛滥开来了。

军阀就是这样靠烟税起家的。龙济光可算是“慧眼识鸦片”的“民国第一人”。1912年广东都督陈炯明无力控制局面，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宣抚使。龙济光统治广东三年，扩充兵力，军队占全国的8％，军费支出1914年已达1102万元。龙济光为保持收支平衡，把包庇鸦片贩运视为绝大利源，于1915年4月率先实行鸦片公卖制度。

此风一开，各地大小军阀群起仿效，遂使烟毒日烈。西北的马家也是收取烟税的先驱。1912年马麒出任西宁镇总兵后，即积极扩军，然西宁镇人不过50万，地不到200万亩，且交通闭塞，经济落后。马麒首先成立官膏局，垄断鸦片的买卖。他搜购陇上烟土，经甘、宁、内蒙古而销往华北，然后换取军械弹药。1915年，马麒借禁烟为名，派军队到乐都、民和等地勒缴烟税。马麒死后由其弟马麟统治，后则由马麒之子马步青、马步芳接掌，统治西北达37年之久。

陕西自1918年刘镇华攫取省长后，与督军陈树藩狼狈为奸，大开烟禁。强逼农民种植罂粟，征收“烟亩罚款”，拒种者须缴纳“白地款”，给陕西民众带来极大的祸害。刘镇华设立禁烟善后清查处，借“寓征于禁”之名，无论种烟与否，一律按各县土地面积，强征50％的烟苗罚款；还在各地设卡，征收烟土运销税；又公开熬膏发售，供人吸食，牟取暴利。1922年鸦片收割后，北京政府重申禁烟，刘镇华也煞有介事地做出禁烟的姿态，订立禁烟章程，将全省划为五大区，每大区派督察员一人，各县须订立禁烟印结，结果，督察员下乡，闹得鸡飞狗跳，上至督军省长，下到贪官污吏，均大发禁烟财。而田里的罂粟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禁越多了（下表）。

周至县罂粟面积与烟税状况

资料来源：周至县政协调查组：《刘镇华种烟敛财，对周至县人民的危害》，《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到1925年周至县植烟达30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50％。全县的吸食者占总人口约21％，可想而知该年的烟税已近300万两了。陕南的吴新田也是靠鸦片起家的军阀。1921年，北洋陆军第7师由吴新田率领到达陕南，枪仅6000支，人不过8000人。遂勒令陕南25县栽种罂粟，征收烟税。汉中盆地发展到有40％的耕地种烟。不几年该军发展到3万人，每年360万军饷均由鸦片中出来，人称其“黑军”，吴新田本人则由一小军阀而跃为百万富翁。

甘肃自民初张广建主政后，即采取“禁种不禁吸”的方针。到1921年陆洪涛任甘肃督军，为摆脱困境，重开烟禁，在兰州设立烟亩罚款处，勒逼农民种植罂粟，张掖一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光照较长，素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称，从此此处罂花盛开。每年数千峰骆驼来往于归绥与张掖之间贩运烟膏。军阀除征收每亩10元外，还征收熟膏税和烟灯捐。抚彝县1925年种烟12000亩，亩税12元。全省种烟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5％。 ^[44]

中国是个贫穷的农业国度，但自种植了罂粟后，她所能提供的钱财是惊人的（下表）。

各省鸦片烟税统计：

资料来源：1．《中华年鉴》，1924年、1925年。2．罗运炎：《中国鸦片问题》，第191页。3．《禁烟月刊》。4．《拒毒月刊》。

鸦片烟税约占军费总支出的40％—80％。该表所列还只是公开的数字，落入各级军官口袋里的有多少恐怕是谁以估量的了。如罗运炎所说的：“湖南全省每年的烟税收入，为公的达一千万元，私人的不计其数。” ^[45]

有了巨额烟税的军阀们，便纵横捭阖，互相厮杀。从1912年到1922年大小内战达139次，这些战争多与鸦片有关。正如1924年上海第一次市民拒毒大会通电所指出的：“民六政变以来，军阀割地称雄，拥兵自卫。国库既空，饷糈不继，于是私开烟禁，莫不恃毒物为饷源，私种私运，开灯吸食，莫不恃军队为护符，不肖官吏，从中渔利，司法机关，莫能过问，而所谓护法者，固不过各护其烟，所谓统一者亦不过志在统一卖烟。” ^[47]在中国的近代，军阀与鸦片互为依存，如果没有了罂粟，没有了这巨额的鸦片税，就产生不了这多如牛毛的军阀，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绵延数十年的内战，另一方面，军阀要扩展，就必然大勒烟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军阀是战乱之源，而鸦片乃战乱之帮凶。可以说，民国的烟祸，是中国军阀政治及其统治的必然结果。

军阀的争战绵延不绝，尤其是集中在1925年。是年爆发的13场厮杀，几乎都与鸦片税有关，正如唐绍仪在战火刚刚平息后的1926年1月11日所指出的：“民国十四年来之数次战争，均为鸦片，故可称为十四年之鸦片战争。” ^[48]

滇黔军阀争夺贵州之战

1925年12月，滇系军阀在黔系部队的打击下，被迫退出贵州，贵州军阀首次确立了在本省的统治。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双方都依靠了鸦片烟税的支撑，而争夺的目的之一就是控制烟税以及占领产烟区。

滇系军阀的出世需要追溯到民国初年。辛亥革命后，云南成立军政府，蔡锷任都督。其部下唐继尧率滇军于1912年占领贵阳，任贵州都督。为解决财政问题，黔督唐继尧与滇督蔡锷拟定了“包销贵州鸦片的计划”，并委托“财政司与唐省吾筹拟办理”。 ^[50]此后，唐继尧开始扩张地盘，在当时西南六省的众多的军阀中，尤以唐的滇军和陆荣廷的桂军最有势力，唐有效地控制了云、贵两省，并力图向四川扩张；而陆则占据两广，遥控湖南。1917年后，唐继尧发动靖国之役，进入四川，以西南王自居。

唐继尧统治时期，因连年征战，不断扩军，军费开支激增，如1922年军费支出为465万元滇币，到1925年已增至1157万元了。 ^[51]在收入方面尽管唐全盘继承前清的捐税制度，但由于战乱频繁，农业凋敝，所得无几。于是，唐大开烟禁。早在护国战争之时，他就开征烟土厘金，每百两收滇币5元，遂使运吸鸦片合法化。1920年又公然征收烟亩罚金，每亩征滇币2元。当年云南的罂粟就达到36万亩。唐尝到甜头后，公然下令逼种鸦片。1923年罂粟种植面积扩至70万亩，1924、1925年云南的鸦片税收入已达90万元和300万元，分别占其财政收入的20％和30％。云南以一穷省能称雄于西南，这不能不说是云土的作用。

民国的贵州军阀如走马灯式变化，但对鸦片均是情有独钟。1912年凭借旧绿营起家的刘显世，因驻地是鸦片产区，便靠山吃山，派武装贩烟牟利。刘显世出任省长后，公开在松坎设立护商时务所，专司护商运烟。到1919年实行鸦片开禁，征收“通关税”，每担鸦片纳60元；省议会开会最重要的一项议题便是鸦片开禁，会议结束后，议员们左手提着罂粟种子，右手拿着开禁布告，奔赴各地宣传种烟。到1922年袁祖铭主政后，将征收烟税的筹饷局直属于总司令部；提出“以烟盐为纲”的财政计划，将“通关税”提高了一倍，并向烟农开征“产场税”，每担纳80元。时贵州年产鸦片约5万担，其中销往外省的有3万担，鸦片税可得800万元。从鸦片中所得之利尚远不止此。时贵土一两价0.16元，若到汉口一两则达1.6元，升至十倍。因此袁祖铭派军队运烟去汉口，这样一船鸦片运去，一船军火载回，实力大增。

正当袁祖铭的鸦片生意越做越红火时，唐继尧大为眼红，遂于1923年发动滇黔之战，凭优势兵力攻入贵州，袁祖铭的黔军只得退至四川，等待时机。这时周西成所率的另一支黔军在四川境内也壮大起来，逐渐占据赤水一带。为重占贵州，袁祖铭与周西成结成亲家，合作抗击滇军。1925年初，周西成率部向滇军占据的黔西北发动进攻，并初战告捷。此后，袁、周合力于1925年底将滇军逐出黔境，袁祖铭以彭汉章为省长，以周西成为军务会办。其时大做鸦片生意，连省府职员的薪水有时也以鸦片替代。到1926年周西成出任省长后，公开宣扬“有土必种，无烟不富”“只准吸烟，不准嫖赌”，贵州的鸦片业更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四川的军阀主义与鸦片

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即进入了军阀主义的时期，也就是说军人武装遍及全省，武装割据代替了合法的文官统治。全省的军队人数急剧增加，清末仅53000人的军队，到1919年已上升为30万人，这还不包括人数与此相差无几的民团。军队隶属于10多个集团，这10多个集团又使全省处于四分五裂之局面，他们相互之间经常进行混战。兵额的增加和混战的酿成，使军费也迅速增长。有人估计，1916年四川全省军费为6024078元，到1925年增为26296358元。 ^[52]由于各防区的收支情况多秘而不宣，军费的实际支出要比这一数字大得多。如果按照常规的财政收入，四川要养活这多如牛毛的军队，是不可能的，但四川的民脂有限，而军阀的搜刮手段无穷。四川的地理条件适宜罂粟的生长，在晚清就是中国产烟最多的地区。因此，四川的军阀们无不视鸦片为最大的利源，他们强迫农民种烟，苛征烟税，勾结奸商，贩毒谋利，从而将四川的烟毒再次升至全国之冠的地位。

川军于1920年鸦片开禁，勒逼农民栽种罂粟，为达此目的，各集团可谓想尽办法，“如农民缺乏的烟种子，防区愿向别地运来散发；如农民缺乏资金，也可贷款，不过利息较高，将来还本之时，本利要以鸦片烟折算”。 ^[53]

除此之外，更毒辣的有两种手段：一是规定种烟只完当年的税，而种粮食则须完纳几年的甚至十几年的税；二是对不种烟的农民征收“懒捐”。1923年，川军第1军强迫三台县农民按比例种植罂粟，拒种或少种者缴纳“懒捐”。此例一开，各军阀争相仿效。1924年11月，第3军军长刘成勋再创鸦片专利制度：由地方与军队共同订立以下的章程，军方保证地方安宁，祟庆县须种10万亩大烟，烟田配额分到84个村庄，烟税在鸦片收割后的20天内缴清，谎报或不完成者将受重罚。 ^[55]

烟税是川军的主要财源，它给军阀们带来了极大的财富。每个防区都设有禁烟查缉局等机构，在禁烟的幌子下大抽烟税。鸦片从种植、运销、零售到吸食各个环节均须纳税：栽种有“窝捐”，收割过秤有“秤捐”，贩运有“护送费”，转口外销有“出口税”，邻省烟土入川有“进口税”，开烟馆吸食有“红灯捐”，烟馆熬膏有“锅炉捐”，此外还有“执照”“牌照”“登记费”和各种附加，真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搜刮之术无孔不入。

滇军唐继尧部占领四川，大量云土经四川运往各地，从而大大影响了川土的销路，这样便爆发了川滇战争，最后，滇军顾品珍部被逐出了四川。川军中实力最强的杨森，于1925年悍然发动统一四川之战。

杨森早年充滇军小官时，便已伙同友人私贩云土，自己也深染阿芙蓉之癖。1917年8月，滇军名将杨杰曾将在家吸烟的杨森拘捕，并让这个靖国军第二军参谋长自端烟具游街示众。经此风波，杨森决心戒烟，但征收烟税则更加变本加厉。以21军正式公布的数字为例，在1928—1934年，该军的“禁烟收入”一年比一年高，历年均超过田赋正税的2—10倍。如1930年该军总收入为3014万元，田赋收入为132万元，而禁烟收入却达1118万元，是前者的7.5倍，占总收入的37％。 ^[56]

刘湘21军烟税收入状况:

资料来源：《四川经济月刊》，第1卷第5期，1934年5月。

另据《中行月刊》所载：该军是年总收入为3132万元，而禁烟所得是1365万元，占总收入的43.59％；1931年的禁烟所得是1055万元，占总收入的32.57％。 ^[57]

滇桂烟税之战

广西土地贫瘠，是中国少有的不适宜罂粟生长的省份。1912年陆荣廷出任广西民军都督，为招兵买马，增加收入，鼓励部下和烟商向云、贵购烟，以军队护送，收取鸦片过境通行税和就地贩卖的营业税。旧桂系在与云贵交界各处均设立关卡，征收烟税。为此成立缉私总队，分为第一、第二大队，各负责云贵两省边界的武装缉私。

20世纪20年代初，陆荣廷政权崩溃，代之而起的是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新桂系与其前辈一样，把烟税作为主要财源。不仅沿袭旧桂系的缉私系统，与烟商合作贩烟，而且还拉烟帮入其势力范围，如黄绍竑手下的营长陆华书便是个烟帮头子，与黄绍竑是把兄弟。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桂系以孙中山的广东国民政府为后盾，已经成为广西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了。

1920年唐继尧的滇军被逐出四川后，云土的出路受阻，唐继尧遂不得不去广西依附孙中山以图生存，并使云土由广西流出。1921年，唐继尧背叛孙中山，纠合驻桂林、柳州的滇军杀回云南，击败顾品珍部，重新确立了在云南的统治。而拥顾反唐的滇军杨希闵、杨池生等则下广西，响应孙中山讨伐陈炯明。这些云南政局的变化，反映了云南因鸦片没有出路，军队无法生存，不得不向外扩展的实际状况。

时川军已成长起来，广东一带又被反唐的滇军所盘踞，只有广西因旧桂系已崩溃而新桂系尚未强壮。唐继尧认为此乃云土南进、恢复霸业的良机，于是借讨伐驻粤滇军为名，率部入桂。

庸继尧部携巨量烟土，并以此发饷，官兵人人夹带鸦片，均期望打到广州，卖个好价钱。不料，龙云、胡若愚部队被阻于南宁，唐继尧、张汝骥部被黄绍竑、白崇禧部打得几乎全军覆灭。后新桂系围困南宁滇军，粮饷全无，而城内的滇军也日久难熬。唐继尧企图以400万两云土（价值700万元）收买李、黄未果，遂趁范石生、李宗仁包围稍懈之机，卖给南宁烟商20万两云土。这批云土被新桂系缴获，全军上下顿时兴奋异常。黄绍竑言：这批烟土决定了新桂系统一广西、结束滇桂战争的最后胜利。 ^[58]结果，新桂系终于将滇军逐出了广西。

时人形容西南的历次战争皆为鸦片战争，虽未必全对，但也基本反映了历史的情况。不仅西南的军阀为鸦片连年厮杀，征战不已，即使是在很少出产鸦片的东部或其他地区，军阀们也在为鸦片烟税闹得不可开交。如20世纪20年代的湖南，有三大武装分地取税，军队达6个师，全省岁入总额不足千万元，只可勉强维持两师之用。因此军费全仗鸦片烟税，盛产鸦片的湘西最肥，赵恒惕居之，其部将沅陵镇守使蔡巨猷人称“烟土大王”；鸦片运销枢纽的洪江，为叶开鑫的驻地；湘南为唐生智的防地。赵、叶两军因各有400万以上的烟税补贴，故兵精粮足，唯有唐生智实力最差。唐得出的结论是“之所以不如赵，乃是烟税不如赵也”， ^[59]遂通电反赵，开启战衅，湘地一片烽烟。中、东部的“鸦片战争”，尤以争夺上海的江浙战争为影响最大。

江浙战争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直、皖两系军阀争夺上海，尤其是上海巨额鸦片烟税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袁世凯死后，行政上隶属于江苏省的上海一直是皖系禁脔，不容直系染指。皖系之所以高度重视上海，一是可控制上海兵工厂，取得大量军火；二是上海乃鸦片运销中心，据此即可得到巨量烟税，军阀内传言，在上海仅外国鸦片的税款就可养活3个师。

1917年9月，皖系头目段祺瑞派卢永祥为松沪护军使，1919年8月，卢永祥督理浙江，荐何丰林补任松沪护军使，卢、何与上海的潮州帮鸦片商人合作设立聚丰贸易公司，大做鸦片生意。当时虽然印度与中国公开的鸦片贸易已取消，海关的鸦片进口记录也已消失，但实际上，印度鸦片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华的出口。上海仍是麻洼土的交易中心，每年的进口量达到数吨。聚丰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联合上海流氓帮会分子，保护从事印度鸦片贸易的土商，并抽取护运费。鸦片到吴淞口后，就由何丰林的部下押运至上海租界附近，然后再由流氓帮会负责运入租界。据时人估计，卢、何每年包运鸦片一项的收入，在100万元以上。 ^[61]足以维持其军队系统的开支。因此，直系历任江苏督军对上海这块眼皮底下的肥肉馋涎欲滴，虎视眈眈，江、浙两省的军阀为争夺上海而展开了角逐。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通过北京政府命令裁撤松沪护军使，被卢永祥、何丰林顶住。直皖战争结束后，皖系与奉系、孙中山结成反直三角同盟，一时上海成为反直活动的中心。直系大将齐燮元更是把上海的皖系势力看作眼中钉，必欲拔去而后快。1924年3月，直系孙传芳攻入福建，皖系的残部退入浙境，为卢永祥收容。齐燮元即以此举违反《苏浙和平公约》为借口，联合孙传芳等准备攻卢；而卢永祥因有张作霖和孙中山的配合，也不甘示弱。于是，酝酿已久的江浙战争终于爆发。

卢永祥以陈乐山为主帅，齐燮元命朱熙为指挥，双方战于沪宁沿线的黄渡、浏河一带。双方战至精疲力尽之时，孙传芳在烟榻上命令1万多生力军杀入战场。9月3日，齐燮元部也发动攻击，卢永祥的皖系抵抗不了两面攻击而节节败退。10月8日，孙传芳军进迫龙华，到12日晚，卢军大乱，卢永祥被迫通电下野，然后东渡出国。接着，齐军、孙军和吴佩孚派来的援军张允明部三方争相收编卢永祥的败军，并各自任命一人为松沪护军使。

这时，开始入关的张作霖奉系也窥视直系刚刚到手的上海，遂声称替卢永祥报仇，挥师南下。12月11日，北京政府下令免去齐燮元本兼各职，以卢永祥为苏皖赣宣抚使。卢永祥的旧部也纷纷加入反直战线，以策应奉系。这样，第二次江浙战争爆发。1925年1月12日孙传芳因难以与奉系抗衡，宣布废止与齐燮元的同盟，从上海撤退。28日，齐燮元不敌奉军而退出无锡，并宣布下野。次日，奉军张宗昌部进入上海，战事结束。江浙战争给上海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也使鸦片烟毒更加炽烈了。张宗昌部在南市、闸北一带，与潮帮订立保险合同，合作贩卖烟土，连司法机构也不敢过问。马寅初曾指出：“军阀又以上海之收入（鸦片）甚剧，相互争夺，便造成江浙战争，此所谓齐卢战争，及第二次孙传芳与杨宇霆之江浙战争，实均为鸦片战争也。”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