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鸦片走私的发展(禁戒毒品 悲壮的鸦片战争及鸦片贸易合法化)

破禁时代的开端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政府并没有宣布禁烟令无效，相反，也曾在某些场合重申过继续禁烟。如1843年秋，道光帝颁发上谕：“朕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人民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该大臣现已起程，著于回任后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特不可任听关吏人等过事诛求，致滋扰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败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 ^[19]

然而这只不过是道光朝曾经掀起的厉禁巨浪的惯性余波。朝野上下，连百姓恐怕都心里完全明白，禁烟不过是皇帝维持脸面的官话罢了。实际情况是自朝廷到各地，禁令早已名存实亡了。对外而言，清政府对外国鸦片贩子的行为早已默认，外人的鸦片船畅通无阻，从香港到辽东半岛的漫长的海岸线上，几乎都能看到鸦片趸船的船影。中国的鸦片贩子也依仗外国的特权而公开贩运。在所有停泊鸦片趸船的地方，鸦片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搬运上船的，然后又从趸船上交给中国卖主，“这种接受和交付，就像任何合法商品的成交一样公开进行”。至于英美的走私船，如有必要，他们的军舰会守卫在走私船的旁边，“一直守到中国人（指鸦片贩子）相信军舰对鸦片贩子的保护同对合法商品的保护完全一样为止”。如果还有担心的话，鸦片商们还可从本国公使那里领取趸船的航行执照。而且这种执照几乎可以无限期地使用，例如，怡和洋行的一艘鸦片趸船，自1845年领得牌照起，到1858年趸船出卖为止，整整的13年间，就一直使用着一张有效期仅一年的航行护照。 ^[20]

这种情况，正如马克思所言：“从1843年起，鸦片贸易实际上完全不受法律制裁。” ^[23]

输入中国的鸦片不仅很快达到了战前的水平，而且还有惊人的增长。输入的鸦片仍以印度鸦片为主，下面（下表）是印度加尔各答和孟买的鸦片输出数量。

印度加尔各答和孟买的鸦片出口量：

资料来源：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626页。

此表尚未包括印度的达曼、果阿等口输出的鸦片，更没包括土耳其等地的鸦片，因此这是一个很不完整的数字。尽管如此，我们已经从上表中看到，除了个别年份外，鸦片输入的数量比起战前要高得多了。费伊曾指出：“印度输出中国的鸦片有时每年达八万箱。” ^[25]如1848年输入的46000箱，若以上海价格每箱695.8元计算，则该年中国人因鸦片输入而送给外国的白银达32006800元，这个数字已比《南京条约》规定的2100万元赔款还多1100万元。若以上表中的18年间进口鸦片的总量1023770箱计，则送给侵略者的银子达712339166元，是条约赔款的近34倍。对中国而言，这真是空前的浩劫！

“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更工。”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鸦片的泛滥，预示着中华民族近代百年灾难的开始，从承平到战乱，从安适到流离，突发的变局，使为国家命运担忧的进步士大夫文人始而惊，继而愤。目睹满目疮痍，他们或为文，或为诗，用笔讨伐腐败的吏治，记录时代的变迁。他们尤对鸦片的罪恶，及烟氛日盛而忧心忡忡。黄爵滋的《抚州行》叹道：“不见阿芙蓉，家家鬼结磷。”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写道：“鬼灯队队散秋萤，落魄参军泪眼荧。何不专城花县去？春眠寒食未曾醒。”实际上，这些愤怒的诗人们所看到的黑风毒雾，还刚刚开始。

与战前鸦片走私的大本营只有广州一口所不同，这时的通商五口均成了鸦片贸易的集散地。

通商口岸的鸦片风景

战后，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它同时也是鸦片走私的枢纽。在那里，几乎没有一家洋行不以某种方式从事鸦片生意。 ^[26]19世纪40年代后，储存于香港等待运往中国内地口岸的印度鸦片，竟达165000箱，价值8300万元。同样，在五个通商口岸鸦片的走私贸易，也丝毫不逊于香港。

在这些地方，鸦片交易几乎都是公开地进行。在广州，1843年有鸦片窑口20余处，鸦片铺子500—600家。 ^[31]此外，汕头也有鸦片趸船在做买卖。

在厦门，鸦片趸船停泊于外港，“鸦片小艇像渡船一样地来来去去，鸦片公开地在大街上贩卖”。 ^[33]

在福州，趸船停泊在闽江出口处，城里的毒品交易十分红火，“不是每个礼拜而是几乎每天都在离海关大门不到十尺的地方，大白天里就把鸦片搬上岸”。 ^[36]

宁波的“鸦片贸易也同样是公开的”， ^[37]1847年，英国公使在那里亲眼看到鸦片贩子旁若无人地出售鸦片。趸船则抛锚于外港。

通商口岸中，上海是最北面的城市，但成长却异常迅速。在鸦片走私方面也是如此。仅在1843年5月到11月17日开埠的几个月内，到达吴淞的走私鸦片就达8000箱。 ^[38]以后输入上海的鸦片有增无减（见下表）。

1847—1857年输入上海的鸦片数量

资料来源：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03、612页。

这最后一个数字已比20年前输入中国的数字总和还要多。苏州河边洋行的鸦片仓库散见于各处，烟馆也在租界里挂起了揽客的旗幡。上海逐渐成为鸦片走私的据点，因而吸食者也日益增多，社会风气日渐奢靡。道光年间，“不待城市殆遍，即乡僻亦然”， ^[39]南汇县城每日所进烟土，费用已倍于米粮。

黑色运输线

五口通商后，各国殖民者以百倍的疯狂走私鸦片，他们从印度等产地一直到中国内地的穷乡僻壤，建立起贩运鸦片的黑色运输线。有人描写道：“自从腓尼基人时代起，至今在人类所曾从事的海上贸易中，鸦片运华是最危险和大胆的贸易了，因为它是一种明令禁止的贸易，是在狂风暴雨的海洋上，沿着很少人知道的海岸，而且在世界上最残酷的海盗出没之区进行的。和这种鸦片贸易相比，当年拿破仑战争时代，英吉利海峡中的走私，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罢了。” ^[40]

为加大运能并与其他洋行竞争，殖民者纷纷采用新型的飞剪船。飞剪船是一种轻型的快速航船，其船身长，宽度窄，吃水浅，篷帆多，船首装有突出的斜桅，因而驾驶轻灵，且能经受风浪的冲击，几乎可在任何季节里行驶。飞剪船的载重量一般为90—450吨之间，最大的有1700吨。这种在世界航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船种，最早出现在美国的巴尔的摩。19世纪20年代，这种轻捷灵便的飞剪船被用于向中国沿海走私鸦片。尤其在鸦片战争之后，怡和、宝顺和旗昌等洋行争相向美国各船厂订购新型的飞剪船。

走私鸦片的飞剪船分为三类：一类行驶于印度和中国香港之间，把印度鸦片由孟买和加尔各答运到中继站的香港；第二类则把香港的鸦片转送到各通商口岸；第三类则是把香港的鸦片走私到未开埠通商的口岸城市销售。 ^[41]在轮船时代到来之前，飞剪船是航速最快的船只，连英美的战舰也望尘莫及。用飞剪船走私鸦片，就能逃脱缉私船的追击。当然，贩毒是危险的，走私船除了航速要快之外，还必须配备精良的武器。几乎所有的飞剪船都拥有强大的火炮，除了两舷各有数门大炮外，中间还有主炮。有些飞剪船的火力超过了兵舰。不仅如此，水手也比普通船的多一倍以上，且多是技术精娴、经验丰富的老资格水手，或是受高薪吸引的海军官兵或亡命之徒。

飞剪船经岁往来于印度与中国之间，它们从印度的港口载着鸦片起航，一路顶风冒险驶向中国；如遇中国的巡船，常常公然开炮反抗，然后仗着速度快而逃窜。航行的目的地，除了广东、福建外，最重要的是上海。据一个英国船长的航行日志：1855年4月4日，黄浦江上泊有32艘外船，其中30艘是飞剪船；1858年10月5日，外船为140艘，1862年9月13日，为268艘，其中的大部分是飞剪船。 ^[42]

除了装运鸦片外，飞剪船还兼营报告鸦片行情的邮件业务。当时鸦片市价涨落极大，各洋行之间为此勾心斗角，对产地的产量与市场价格变化极为关心。为使客户满意，飞剪船之间展开航行竞赛。当时开往上海的飞剪船一到吴淞，立刻扔下邮件，再由专差马不停蹄地从吴淞驶至外滩，把邮件送到洋行的门口，速度往往超过了外国政府的公文传递。 ^[43]

据统计，向中国各口岸运送鸦片的飞剪船等有100艘，总吨位超过2万吨。 ^[45]到1851年增加到了14艘。

中国的鸦片贩子在同洋行谈妥交易后，即凭洋行开出的鸦片提货单到趸船上提货，然后用自备的驳船或信船把鸦片从港口外运回城市或运至附近港口。

在通商口岸，聚集着大量被裁撤的乡勇，他们无以为生，便参加帮会，沦为烟贩，从而成为鸦片贸易的一个环节。据史料记载：“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浔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 ^[49]由于清政府没有妥善解决战时团练乡勇问题，因此这批人流散城市，成为游民。各地帮会在吸收游民后，实力大增，走私鸦片的能量也飞速增长。这不仅使帮会势力日益坐大，而且也大大刺激了鸦片的贩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