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麻醉品成瘾治疗及其问题(禁戒毒品 麻醉品成瘾治疗的自由时期)

是否只是一些特定的意志薄弱者或者只是一些社会的低层次者才会成瘾？还是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有可能成为成瘾性麻醉品的奴隶？在早期成瘾认识以及治疗阶段，尽管麻醉品成瘾者因为各种原因被涂上了不同程度道德上不光彩的色圈，而且各种成瘾理论也各持其说而拥有不同的支持者，但是，对于成瘾现象以及成瘾者的基本认识则是归结于“疾病”与“患者”。因为，尽管早期成瘾者中的一部分属于咎由自取的康乐性的非病源性成瘾者，毕竟，19世纪以来的鸦片成瘾者中的大部分还是医生治疗与用药失当而致的病源性成瘾者，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其中，相当部分的良家妇女以及中上层阶级成瘾者的存在，更使得美国社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于广大成瘾者普遍存在着一种宽松与包容的态度。[41]在吗啡成瘾的特定问题上，美国社会也存在着同样现象。如同F.德康（F. X. Dercum）在其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显示吗啡成瘾者的人数结构，但是，由于当年美国中产阶级普遍享有专门的医疗保健系统，而在吗啡作为鸦片的代用品或者说是以治疗鸦片成瘾的特效药品而被医生广泛用于治疗程序之后，较之缺乏医疗保险系统依靠的底层民众而言，美国中产阶级因为较为普遍使用吗啡而陷入成瘾困境的现象应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与推断。[42]

类似于那个时代对跳舞、抽烟、戏剧迷、赌博以及两性滥交等行为属于人们道德评判范围的行为一样，使用麻醉品的行为因为成瘾现象的恶评连连而逐渐成为一种让社会舆论不屑的非道德行为。但是，这种被视为早期美国社会上的非道德行为却并不像现在这样要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与强烈的法律制裁。在相对宽松的那个年代，受雇员工不会因为鸦片成瘾而被解雇，夫妻之间不会因为一方成瘾而婚姻破裂，孩子们也不可能因为父母吸毒成瘾而被勒令隔离居住。鸦片成瘾者不仅可以继续其社区生活并与人进行正常交往，即使是那些成瘾的孩子们与年轻人，也可以继续上学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总之，在19世纪的美国，成瘾性麻醉品并不被视为一种威胁社会的存在，社会对于麻醉品成瘾者的认识仅仅只是，“他们正沉溺其中”（They are addicting）而不是“中毒”（addiction）。[43]以主流社会人群为主的早期成瘾者人群结构的特点，使得医生们更愿意将他们视为一种疾病的患者予以治疗。显然，19世纪宽容的社会气氛、对成瘾治疗的乐观态度以及成瘾治疗的有利可图之处，也是观察成瘾治疗及其问题时的有益着力点。

20世纪初期，在充满乐观治疗鸦片成瘾的时代，许多成瘾治疗专家在极力抨击麻醉品和酒精危害的同时，视成瘾治疗为轻松之事也是众多参与者言行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当时，在美国各处建立有许多针对酒精中毒者与麻醉品成瘾者的治疗与护理设施。这些疗养设施并非免费，而是以盈利为目的提供给那些能够承担高额费用的美国中上层阶级成瘾者使用的，其经营者多为医生加业主。在马里兰州经营疗养院的皮尔森（C. P. Pearson）博士，在著文介绍其成功经验时写道：“无论这些人过去用过多少的麻醉品、使用的时间有多长以及其他的治疗方式多么地无效，我期待着……75%的治愈率。”[44]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的疗养院经营者道格拉斯（C. J. Douglas）与皮尔森同样持有乐观态度。1908年，他就夸称自己从未在成瘾者治疗上失过手。[45]在众多成瘾治疗专家队伍中，查尔斯·唐斯（Charels B. Towns）算是一个较为另类的“成瘾治疗专家”。唐斯曾是一名推销员，却因为善于钻研经营而成为比当时所有治疗成瘾的医生都更为著名的专家人物。在唐斯经营的成瘾疗养院里，每个成瘾患者的收费标准是，根据住房条件的不同，每间个室的治疗费用为每5天200至350美元。这在当时而言，费用之高可谓惊人，由此可见成瘾治疗曾是那个时代一个极为牟利的行业，虽然那些愿意与其他人同住一室的成瘾患者，其最低费用为每5日75美元。[46]从1908年开始，唐斯医院以其所谓的高效疗法治愈成瘾者的风评而风靡美国，一时风光无限。当时，唐斯医院的成瘾者治愈“成功率”据说达到了惊人的75%—90%。其实，唐斯医院的治愈率之所以高得可怕，因为其治愈的标准非常简单明了：只要不再耳闻任何经你治疗过的成瘾患者的消息，那就意味着这些患者已经痊愈且无需再医。唐斯在一本小册子里如此写道：“不到10%的人要求我们给予第二次治疗。这意味着，那些我们不再听到任何消息，比率高达90%的曾经患者，已经确实不需要我们重新治疗了。”[47]

总之，20世纪初联邦初步介入麻醉品成瘾时，美国上下对于麻醉品的成瘾治疗曾经有过不切实际的极为乐观的态度。尽管事实上的治愈率仅占25%左右，但对许多人而言，他们对于成瘾治愈率的期待感却达到了90%乃至99%。其实，25%的治愈率与前述德国医学者利文斯坦在1875年所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利文斯坦认为，成瘾治疗是较为困难之事，因此其治愈率也是比较低的，而依据不同的治愈标准，治愈率还会产生不同的起伏变化。利文斯坦指出，如果治愈意味着节制使用麻醉品，那么，因为成瘾者的复吸率极高，治愈率可能将低至10%的程度；如果治愈意味着成瘾者接受治疗之后能够返回继续工作，对偶尔再犯者不予计算的话，那么治愈率则可能达到30%。[48]由此可见，即使是以利文斯坦较为模棱两可且宽松的第二个治愈标准而言，20世纪初期在美国普遍存在的成瘾治疗乐观主义者队伍中所得出的治愈结论也是超乎常规的。事实上，那个时代产生于美国的这种近乎狂热的盲目自信心与乐观情绪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盈利手段，部分成瘾治疗疗养院纯粹出于牟利目的而对治愈率数据随意抬高；其次是盲目自信，源自那个非常时代的“美国人的自信心，一种相信医学的进步所带来的治疗方式的改进可以解决包括麻醉品成瘾在内的任何一种复杂的社会及个人问题的盲目自信心”。[49]正是这种超乎常态的盲目自信心，成就了乐观主义的成瘾治疗在美国四处存在的社会土壤。当然，当这种自信心的土壤逐渐变质，而人们对乐观治疗开始持怀疑态度乃至最终失去信心之时，美国成瘾治疗的发展也就自然而然地从自由主义时期逐渐走向限制私人医生治疗成瘾并最终实施完全禁止成瘾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