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长江下游城市的青年学生抗议运动(禁戒毒品 华中宏济善堂的贩毒活动)

日本侵略军在华中地区推行的“毒化”政策，不仅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且严重摧残了中华民族的社会肌体，还严重削弱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力量。敌寇的阴谋是毒辣的，但并不能彻底摧毁中国人的反抗意志，1943年12月17日晚上，南京数千名青年学生高喊着禁毒口号，以捣毁毒品机构的实际行动，公开表示了对于日本“毒化”政策的强烈不满与抗议。

江泽民同志在《忆厉恩虞同志》一文中写道：“我回想起抗日战争时期，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中共地下党组织曾经领导爱国进步学生发动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毒运动，也自然回忆起那场运动的领导人：厉恩虞同志。……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我们几千学生高呼禁毒口号，游行到夫子庙一带，冲砸了所有的鸦片烟馆，把醉生梦死的吸毒者揪了出来，其中不少是敌伪官员，还抄出了大量鸦片、毒品和烟具。我们在国民大会堂广场前焚烧收缴的鸦片、毒品和烟具，同学们围着熊熊的篝火，齐声高唱《毕业歌》。……在我们后面，日本宪兵队持枪列队，虎视眈眈地对着我们。大家悲愤满腔，情绪激昂，毫无畏惧。其情其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唤起了群众的觉醒。”⁽⁸³⁾1941年，中国共产党在南京建立地下党工委，并成立“青年救国社”，厉恩虞与王嘉谟任正副社长。南京学生抗议日本“毒化”运动，与“青年救国社”的活动有密切关系。

此次运动共捣毁鸦片行店、戒吸所388家、零售商60家。此外还捣毁了一批赌场和舞场，例如在南市捣毁了“西园”“绿宝”等赌场，在南京路捣毁了“爵禄”“大沪”等高级舞厅。这一运动显然是有组织的。12月17日晚上10点钟，青年学生开始成群结队聚集在夫子庙闹市区附近，组织者一声令下，青年学生即分头冲入鸦片烟馆“云裳阁”“百乐门”，捣毁了所能见到的牌照、烟膏以及烟具和账簿。第二天晚上11时，在夫子庙又聚集起2000多人（一说4000人），学生们高呼“铲除烟毒”等口号。游行队伍到达平江府贡院东西街，又集体冲进大型鸦片烟馆“桃花宫”“广寒宫”“逍遥阁”“瞻园”“衡庐”等，将店内的设施尽力予以破坏，同时将朱雀路、太平路、中华路上的许多家小鸦片烟馆也予以砸毁。19日下午2时许，青年学生准备再次出动捣毁其他鸦片烟馆，因伪政府出动大批军警拦阻而未能成行。⁽⁸⁴⁾

这一“除三害”（鸦片烟、赌博和跳舞）运动很快影响到长江下游城市。12月29日，芜湖的青年也组织了游行示威活动，在游行中冲进“裕记”“源记”“永和”“川江”“公记”“文林”“同兴”“钰记”等鸦片烟膏行店，搜出了26车鸦片烟膏和烟具，当众付之一炬。同一天，杭州部分学生也捣毁了“谦泰”“紫竹林”“清和”“悦来”“好运道”等5家鸦片烟膏店。1944年1月6日，南通市中学生1000余人也分别冲入“安乐宫”“于福记”等鸦片烟膏店，将所有鸦片烟具和烟膏尽力予以砸毁。与此同时，上海也有数千名青少年举行了抗议“毒化”的游行活动，他们在南市高呼着“打倒汉奸”的口号，将大型鸦片烟馆“裕昌”以及小型鸦片烟馆“一峰”等78家尽力予以捣毁，其中有“远东号”等日本鸦片行3家。⁽⁸⁵⁾

1943年底的抗议运动波及上海、杭州、芜湖、南通等长江下游各大中城市，成为一次重要事件。但是，关于其策划、组织者有各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如前所说是中国共产党南京地下组织负责人厉恩虞所策动。

第二种说法是汪伪政权为夺取日本人控制下的华中宏济善堂的巨额毒品利润而设计的。鸦片买卖在华中是个暴利行业，为了垄断或分取鸦片利益，日伪之间、各派系之间相互勾心斗角。伪上海市市长陈公博对于盛文颐极为不满，对于宏济善堂垄断华中的鸦片销售也极为不满，三番五次向日本军部提出取消宏济善堂的要求，主张由伪南京行政院设立专门的鸦片销售机构。日本军部是宏济善堂经销鸦片的最大受益者，不肯轻易让步，以宏济善堂是商业机构，军部无权干涉为由，一再推托。陈公博看上层走不通，就让汪伪政府内政部部长兼宣传部长林柏生策动学生抗议。⁽⁸⁶⁾“青少年团”上街示威，打出的旗号是“除三害”。

1943年12月，学生在南京、上海、杭州及其他都市破坏鸦片店和舞场，发起示威运动，一般国民之情绪达到顶点，但日本军队并未对此加以干涉，而是派遣经济顾问到南京谈判。伪南京政府在与日本代表谈判鸦片问题时，采取了如下立场：“（1）维持前军事委员会之鸦片禁止政策，五年禁止政策亦需尽速执行，务必自1944年4月起之三年内去除鸦片之害恶；（2）依据战前之规定，内蒙古之罂粟栽培应予禁止，按照情况，以务必减少生产取代完全禁止，每年宏济善堂达300万盎司（约合236万两）以上之蒙疆产鸦片输入，至少应予减少一半；（3）战前调解生产者、商人、鸦片常用者之军事委员会所强调之规则，应予遵守，日本当局不保护日本及中国之恶徒，对此，应协助中国。”⁽⁸⁷⁾

谈判的结果是，日本接受了汪伪政权恢复禁烟的要求，被迫下令停办华中宏济善堂。抗战胜利后，横行一时的盛文颐被收入监狱，1949年以后，在提篮桥监狱死去。

第三种说法是林柏生与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向华中宏济善堂索要40万元，未能如愿，乃派人策划了这一事件。1946年1月3日审讯汉奸盛文颐的笔录可以为证。

问：伪宣传部长林逆柏生向宏济善堂要求津贴若干？

答：宏济善堂自民二十八年八月间成立起，林逆柏生还在香港，伪南京国民政府尚未成立。到民三十二年九月间，伪宣传部长林逆柏生及陈逆璧君等托人向宏济善堂说每月津贴四千余万元，我没有答应。最后陈逆璧君托人来说每月减至一千余万元，陈逆公博、周逆佛海等到我家劝我继续帮忙下去，我们始终没有承认。到民三十三年二月间，宏济善堂就结束了。

问：民三十二年伪内政部长是谁？

答：民三十二年九月前是陈逆群，自是年十月起为梅逆思平，次长是袁愈佺。

问：每月津贴梅逆思平、袁逆愈佺若干？

答：听说里见夫于年节时送一二十万元礼物给梅逆思平，到了民三十三年二月间宏济善堂结束后，由伪内政部接办，组织禁烟总局，听说是由袁逆愈佺作主。至于如何勾结土商，内情我不甚详细。

问：宏济善堂由内蒙贩运鸦片到沪，每月为数若干？

答：自民二十八年八月间起至民三十二年底止，宏济善堂经售烟土不到一千万两，其中有蒙古土、热河土、蚌埠土、芜湖土、波斯土等。

问：宏济善堂所获盈利是供给东条内阁作为机密费及津贴敌国会议员吗？

答：听说里见夫以盈利供给敌登（军）部小军官是实在，并没有听说作为敌内阁机密费及敌国会议员津贴的事情。

问：林逆柏生发动新青年运动，殴打土膏行及烟馆有这件事吗？

答：因为伪组织林逆柏生、陈逆璧君等要宏济善堂每月津贴四千余万元未遂，所以他们于民三十二年十月及十一月间发动青年运动，殴打土膏行及烟馆。如果宏济善堂对于敌内阁或敌国会议员有津贴，不至于发生此事，宏济善堂亦就不会就此结束了。

问：你今天讲的话实在吗？

答：实在的。⁽⁸⁸⁾

以上这三种说法各有根据，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是事实，日伪之间在鸦片利益的分配上存在矛盾也是实际，林柏生与陈璧君是否因索要四千余万元不成而策划也很难加以排除。对于汪伪政权来说，试图染指鸦片收益的大有人在，伪教育部长邓祖禹也曾伙同大汉奸周佛海之妻杨淑慧、李士群之妻叶吉卿，勾结奸商王益之以开设“中华烟草公司”为名，向蚌埠、芜湖等地输送鸦片。⁽⁸⁹⁾

一场迅速掀起的青年学生运动，社会起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的确是“戏中有戏”，不可否认陈公博与林柏生有趁机夺取华中宏济善堂鸦片利益的企图。无论如何，青年学生涌向街头抗议日本的“毒化”运动是符合民意的，策划者的个人动机只有与学生主流的意愿相符合才能发挥作用。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对于日本毒化政策的痛恨，才会发生抗议示威运动。任何一场社会运动的出现，都是复杂的社会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任何社会运动的定性，研究策划者的动机是必要的，但个人动机毕竟不是唯一的尺度。因此必须肯定，1943年与1944年之际发生在长江下游各大城市的抗议日本侵略“毒化”的事件，是中日战争时期的一次学生爱国运动，其背后则有各类操纵人物。

“首都全市之青少年环视如此黑暗之现象，正义之心觉起而义愤填膺，为了激励战时生活，并体验青少年总奋起运动之主旨，各学校青少年千余人特于17日在青年馆自动自发集结，决议将严格实践禁烟、禁舞、禁赌，而且将宣言文及抗议要求书，以及标语口号予以油印分发，并立即前往各舞场、吸烟所进行宣传。”⁽⁹⁰⁾

席卷华中地区各大城市的抗议“毒化”运动，打击了日本在该占领区的“毒化”政策。华中宏济善堂的头目里见甫在东京审判时承认这是关闭华中宏济善堂的主要原因。他说：“至1943年末，由学生和知识界掀起的反对鸦片示威运动连续爆发，我认为这是辞职的好机会，得到兴亚院和南京政府的允许后，我便辞去了职务。”⁽⁹¹⁾日本政府方面向伪南京政权表示：如果中国方面希望实施战前的禁烟政策，则日方不加阻拦，“惟蒙疆政府以此为政费之重要收入，请予考虑”。伪政权得知日方对于鸦片收入有放弃的念头，根据他们与日本人交往的经验，不敢轻易相信。

伪内政部长梅思平在笔供中这样写道：“一、内蒙既以此为收入，如果凭藉日方压力，逼令倾销，则南京政府不啻为代人销售烟土之经理。二、当时南京政府之财政情形，收支尚可相抵，特税之有无无关轻重。但日本如果藉口特税收入增加，而要求减轻其他税率，以便日商，则反为害。三、历年与日方交涉之痛苦，每遇一事初则声明决不干涉，其后则往往遇事牵阻政令，中国方面负责者无从办理，深恐禁烟问题亦不能例外。”⁽⁹²⁾

经过交涉，日方表示同意。1944年3月上旬，华中宏济善堂在各大报刊上刊登了结束启事。⁽⁹³⁾华中宏济善堂的匆匆收场既是学生运动激烈反对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各界普遍不满的结果。

最后还需要查实的是东条英机与宏济善堂的关系。按照袁愈佺的说法，宏济善堂呈交给“兴亚院”的华中鸦片收益一部分交给了东条英机，这件事情尽管里见甫与盛文颐做得很机密，但还是走漏了风声，以致引起日本议员对东条内阁的质询。他说：“惟据日方传闻谓宏济善堂供给东条英机巨额机密费（盛文颐亦屡次以此自豪）。迄民国三十二年，东条之反对派曾藉此大肆攻击，其国会议员竟有人公然指摘在华日军贩运烟土之事实，几致引起严重问题。日本大本营报导部长（谷荻少将）曾为此公开声明：‘在华日军绝对不干与（预）鸦片问题。’并说明宏济善堂系中国人盛文颐主持，与日军并无关系。但宏济善堂与东条之关系，经此日方之声明，实反欲盖弥彰。”⁽⁹⁴⁾这种说法在东京审判时没有得到完全证实，但在南京审判时伪内政部长梅思平的笔供也有同样说法。⁽⁹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