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支持下的殖民地商人在中国内地的贩毒(禁戒毒品 北洋军阀时期贩毒的流行)

1894年，日本发动侵华的甲午战争；次年，挟战胜之威胁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日本侵占了我国的台湾。1907年，日本又宣布日韩合并，正式并吞朝鲜，把朝鲜作为它的殖民地。

日本当局对鸦片的毒害十分清楚，早在1867年日本政府就发布了禁烟布告。1870年9月，又接连颁布《贩卖鸦片律》和《生鸦片管理规则》等法律文件，把禁烟进一步法律化制度化。然而当它侵略中国、朝鲜时就毫不犹豫地利用鸦片来毒害中朝人民的身心健康，削弱中朝人民的财力、物力，泯灭中朝人民的反抗精神。

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了不同于本土的严禁鸦片的鸦片渐禁政策。在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主持下，从1897年4月1日开始实行由台湾殖民政府独占的鸦片专卖，具体的进口事务由三井公司负责。[124]1898年，日本从台湾鸦片专卖中获利350万日元，是同年台湾全部财政收入的46.3%。[125]日本在台湾实行鸦片专卖时发给吸烟者牌照，一开始申领牌照的确为吸烟之人。进入20世纪后，一些心术不正的台湾商人鉴于“中国鸦片愈贵，私运之利愈大”，纷纷申领吸烟牌照，以便堂而皇之地购进鸦片到中国内地贩卖。以鸦片专卖为收入大宗的日占时期的台湾当局顺水推舟，默许台湾商人向中国内地输出鸦片。[126]

据旅华30年的美国人马克林博士1919年在华盛顿的报告，在中国“南方诸省，吗啡当街贩卖，皆有日人之护照，充台湾之顺民”。[127]中国内地的某些不法分子也有意雇佣台湾商人，托庇日本的侵略势力贩烟。浙江温州林建泰、香圃、建美、庄信顺、建安等五家商号在福建福州、泉州等地自行设厂制造鸦片、自己装船运到温州批发。在轮船抵埠时雇有台湾和本地打手，携带武器起运烟土。1921年，温州警察局前往林建泰搜查鸦片，不但横遭拒绝，而且带队巡官及警察都被打了一顿。最后，林建泰商号也只是赔付医药费了事，气焰十分嚣张。[128]

北洋政府时期朝鲜人在华贩毒是一种令人关注的社会现象，这一问题较早见诸于档案的是1924年6月13日吉林省长张作相给滨江道尹兼哈尔滨交涉员的训令。训令指出：“近来日鲜人民贩售吗啡，延蔓益甚，民间中其痼毒每及全家，败产戕身各处皆有，而勾匪劫绑结伙盗窃之案，尤大半原因于此……兹准吉林省议会咨请取缔日鲜人密售吗啡鸦片附送议案前来……令仰该员查照，即行备文照会日领，将日鲜人吗啡铺户贻害地方之处，剀切说明，要求严切查禁，并请其为负责之答复，俾去痼毒。”[129]

1927年8月，朝鲜人张经俊、朴顺焕向吉林双城县县城西街孔瑞贤租房，明为做生意，暗中卖鸦片。同年12月25日，双城警方在张、朴住处搜查，查出烟土1两2钱，烟泡6个。送警察所后“朴顺焕供认贩卖鸦片等情不讳”，但张经俊死不认账。最后，警方将朴顺焕一人解送滨江道尹兼交涉员处，“转送法办”[130]。

朝鲜烟贩的露头是日本侵略者故意纵容的结果，如果没有日本侵略者明里暗里的支持，朝鲜人想做烟贩也是极难如愿的。也许只有在华贩毒方面，日本侵略者才真正实现了它长期以来一直鼓吹、标榜的“日鲜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