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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古海忠之的忏悔(禁戒毒品 日本对伪满洲国的鸦片统制)

导语:战犯古海忠之的忏悔属于禁戒毒品下的日本对伪满洲国的鸦片统制分支内容。本篇围绕禁戒毒品 战犯古海忠之的忏悔主题,主要讲述鸦片,日本在华的贩毒等方面医学知识。

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毒品犯罪中,古海忠之作为首要战犯自始至终都参与了筹划活动。古海忠之,1900年生于日本东京都,1920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系,很快升任宇都宫税务署署长,得到星野直树赏识,调到伪满洲国任职,先后担任总务厅主计处特别会计科科长、一般会计科科长、总务科长,主计处处长等职务。在主计处处长任内,他伙同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策划了所谓鸦片十年“断禁”政策。稍后,转升经济部次长,不久,调任总务厅次长,成为掌管财政经济的关键人物,成为伪满洲国的二号太上皇。

1932年秋天,日伪头目一确定纵毒政策,古海忠之就成为最积极最卖力的执行者。古海忠之或参与密谋筹划,或负责积极实施,使得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纵毒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1945年战争结束后,在关押战争罪犯的监狱里古海忠之不得不反省自己的罪行(图5),他在供词中承认:日军夺走了中国人上千万的宝贵生命,掠夺了中国几百亿美元的财产,作为重要战犯,他对于各种战争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承认参与了许多掠夺计划的起草与实施,诸如《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日满华经济建设联系要纲》《战时紧急方策要纲》《金属类回收法》《米谷管理法》《粮谷管理法》《特产物专管法》《战时农产物增产搜荷对策大纲》等;他也承认日本在中国推行的鸦片政策是一种严重犯罪。在他看来,伪满洲国无论是采取鸦片“渐禁”计划还是“断禁”政策,全是骗人的鬼话,因为“如果用五年断绝鸦片,还有禁烟的可能性,而以十年断绝鸦片,不过是用禁烟的招牌来欺骗群众……实际上禁烟总局是改换了招牌的专卖署,其本质没有任何变化,以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鸦片收买组织也没有什么改变。至于鸦片种植面积,则以收买困难和走私为理由不想减少,基本上是以掌握500万两鸦片为前提来决定的”。(75)

图5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1956年7月1日在沈阳开庭,审判古海忠之(右一)等28名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前“满洲国”皇帝溥仪(左二)出庭作证。

1943年春天,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了亚洲大陆各地区的鸦片会议。伪满禁烟总局副局长梅本长四郎代表伪满洲国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日本政府决定把毒化政策扩大到整个东亚地区,通过了把伪满洲国和蒙疆作为鸦片生产基地,负责供应整个东亚地区鸦片需要的决议。伪满禁烟总局根据东京鸦片会议的决议,制订了鸦片增产计划。这个计划由总务厅长官武部和次长古海忠之共同批准,经关东军认可后开始实施。此次鸦片扩大生产计划撕去了一切禁烟伪装,罂粟种植从山区开始转向平原,奉天省、四平省和吉林省各被指定了1000公顷。同时放弃了一切戒毒尝试,要求所有鸦片机构设法增加鸦片营业收入。(76)

1944年12月,伪满政权在国际的一片谴责声中,通过了新的鸦片“断禁”法,决定于1945年1月1日开始施行。1945年3月12日,伪满洲进行机构改革,废止了民生部,成立了厚生部;取消了禁烟总局,在厚生部设立禁烟司。同时成立了鸦片断禁协会。该协会以厚生部大臣金名世为总裁,以刘绍裔为理事长。鸦片断禁协会的出现,表面上是为了登记鸦片烟毒患者,实际是为矿山征用劳动力。一系列事实证明,不管日伪政权的鸦片机构如何改头换面,实质都一样,都是为了扩大罂粟种植面积,增加财政收入;都是为了增加鸦片烟毒患者,加强殖民统治。

图6 1942年,南京伪政权主席汪精卫(右一)访问伪满洲国。这是伪新京市长金名世向其介绍情况。

中日战争结束后,古海忠之在沈阳接受了审判。他对自己在伪满洲国的各种犯罪行为表示愧疚,承认在中国积极推行了毒化政策。他认识到,这种毒化政策既传播了毒品,又掠夺了大量资金,是一项违反国际公约的非人道的促使一个民族衰亡的严重犯罪行为。军事法庭根据古海忠之的罪行和认罪态度,判处其18年有期徒刑(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