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土药的自行生产与销售(禁戒毒品 晚清民初贩毒的继续与禁烟运动的再起)
中国农民零星自种罂粟在鸦片战争前就有了。1831年，云贵总督阮元奏报，“滇省边隅，民风素来淳朴……而沿边夷民，因地气燠暖，向种罂粟，收取花浆，煎膏售卖，名为芙蓉，以充鸦片。内地人民，以取罂粟子榨油为名，亦复栽种渔利”。同年，四川总督鄂山报告，川省“会理州、平武县一带，毗连番界，尚有种植罂粟花处所”。[24]1841年1月，掌云南道监察御史杜彦士奏称，川滇交界地区“人民素以栽种罂粟为主，煎烁成土，变名曰‘芙蓉膏’。贩卖者半皆川省奸民”。在云南永昌地方还发现“有匪徒聚党贩卖烟土，每出辄数百人，手持枪炮，各带红旗，旗上书将本求利、舍命取财二语，往来四川顺庆、宁远之间，肆行无忌”。[25]然而在1859年之前，这种种烟、贩烟只是局部的、零星的，且多发生在边远地区。
1859年4月，咸丰帝批准了惠亲王绵愉有关将洋药、土药一并抽厘的奏请，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土药生产及其销售的合法性。一些农民便开始广种罂粟，生产鸦片，提供市场。如果单纯以经济收益来看，种植罂粟每亩可获生鸦片50两左右，几倍于种植粮食作物的收入，因此改种罂粟之风很快蔓延全国。“各省种植罂粟者，连阡接畛，农家习以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之，而听之。”[26]但左宗棠在担任陕甘总督期间，仍严禁种植罂粟，同时，严禁贩烟。他规定，川滇等地土烟入境，一律焚毁；厘卡对于查出的夹带烟土也一律焚毁，不准抽厘放行；即便是洋烟贩子入西北境，也一律勒令折回。可惜的是，禁毒仅限于西北一隅，而且时间也不太长，因此对全国的影响不大。
四川、云南、贵州的土烟产量最高。光绪年间，“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者，十室中不啻六七”。[27]四川涪陵一地所集聚的土药，每年就招来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大批商人前往预订收购，川黔土多在涪成庄。“大吏移土厘局于涪，以道员督理税收，每年数十万两。”[28]光绪年间朝廷下令川土出口每百斤抽收土税银20两，令四川官方设卡稽查。然而川土“行销湘、鄂、陕、黔等省，道途数千里……万山从杂，路径分歧。且土贩人结伴同行，向多犷悍……或恃众而肆意闯关，或伺隙而潜行偷漏。种种情弊，防不胜防”。[29]至光绪末年，四川“有四十余州县，除边厅者，向资罂粟为生计”。[30]贵州从光绪年间开始，从自种自销鸦片发展到外运外销。省城贵阳经营鸦片买卖的商行有锦盛隆、彭钰鑫、德厚荣、万盛兴等，有的甚至在湖南等地开设了分号。即使在黔东北、黔西北的彝族地区的土司们也已广种罂粟，贩卖鸦片了。[31]1882年，有人估计说：“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共出烟土265000担，三处土人所食仅需165000担，余皆分运近省。”[32]据1897年赫德的估计，四川鸦片产量为120000担，云南80000担，贵州40000担。[33]至1906年国际委员会估计，四川生产的土药已增至238000担，云南为78000担，贵州约为48000担。三省合计364000担，约为全国鸦片产量的2/3。[34]
陕西、甘肃、山西三省的土烟产量仅次于四川、云南、贵州。19世纪60年代，陕西关中的渭南、泾阳、凤翔，陕北的宜川、延川和陕南的汉中等县已成为著名的鸦片产区。[35]“咸丰以后鸦片由广东贩运入甘”，“吸者日多，种者亦日众，利厚工省又不择土之肥瘠”。至咸丰、同治之交罂粟花已遍布陕甘各县，产量日多，质品亦佳。到1906年，甘肃凡有条件的地区如唵歌集、罗家川、西河川、黄茨滩等地几乎都种上了鸦片。每逢割烟季节，商贩云集，谓之赶大烟场，一时呈现畸形的繁荣。[36]1882年，山西巡抚张之洞奏报说：“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37]他的前任山西巡抚曾国荃在1878年在奏折中痛陈种罂粟之害：“未种之先，吸烟者不过游手无赖及殷实有力之家，至于力耕之农夫，绝无吸食洋烟之事。今则业已种之，因而吸之，家家效尤，乡村反多于城市。”[38]据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的估计，上述三省生产的鸦片约有114000担。[39]
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生产土烟较早，江苏徐州、浙江台州、温州以及安徽宿州、亳州等地均以盛产土烟而闻名。据赫德1897年的估计，浙江生产土药1.4万担，江苏生产土药1万担，安徽2000担。[40]又据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估计，上述三省所产土烟约有36000担。[41]
东北三省在光绪年间也是土药的重要产区。据1884年《申报》记载：“东三省之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去年收成甚丰，今年烟蕊露土，又报发荣滋盛。”[42]据赫德1897年统计，吉林年产土药6000担。[43]又据国际鸦片委员会估计，东北每年土药产量为15000担。
面对农村产种罂粟的狂潮，清朝高层官员意见不一，赞成者宣称如此可以抵制洋药的输入，反对者坚持不可开口子，遗患无穷。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执不下，导致时禁时弛，此禁彼不禁，反复无常。其中弛禁派的主要代表是醇亲王奕
土药的自行种植必然会带动土药的销售。就贵州而言，道光末年还是两广商人带来的烟土即所谓“广土”的销售市场，然而进入光绪朝之后贵州本省所产烟土因品质优良、价格便宜不仅充斥本地，而且也获得了两广商人的青睐。他们争先恐后将贵州烟土运回两广销售，牟取暴利。与此同时，贵州烟土又打进了湖南市场。贵州人、湖南人都在湖南做“黔土”生意。贵阳的锦盛隆、万盛兴等烟号在湖南洪江设立分号，获利10万至20万两白银不等。[45]
1897年6月，户部上奏称土药“开禁之后，种植日广，贩售日多，骎骎有不可遏之势”。然而不论各省或按亩收税还是设局统捐，均有弊病。“统计各省收数，每年不过一百数十万两。其中，胥役之包庇，商贩之偷漏，官吏之侵渔，种种弊端，更仆难数。朝廷徒受开禁之名，赋税未获征收之实”。而贩卖土药之商贩，“本非廉贾，所谓多取之而不为虐者也”。户部提出，拟“在各省出产土药繁盛各处设立总局，略仿洋药税厘并征之法，先行试办。每担百斤征银六十两，就近在总局交纳，纳足之后，发给印票，粘贴印花，任其销售。无论运往何处，概不重征”。[46]这一方案经光绪帝批准，在全国实行。
1901年，清政府因财政窘迫，决定加征土药税厘三成，1904年，又下令在全国实行统捐，称每担土药统捐一律提高为115两白银。1905年，清政府在武昌设立八省土膏统捐局，负责在两湖、两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征收，其他省区次年陆续开办。清政府在收取了巨额的土膏统捐后为了保护这一财源，只好承担起保护鸦片贩运的责任。具体做法是“保护商人，统捐收清，粘给印花执照，听其销售。如有劫案，地方官坐视不理，一经禀告得实，即行撤任留缉。荒僻之处，酌拨兵勇巡船……力为保护”。[47]尽管清政府全部放宽了对于土药的禁令，但由于经济利害关系，地方当局和鸦片商人并不领情。1906年初，安徽土药局致函督办八省膏捐的柯逢时，宣称“现在上税已畏其重，而私贩者多，若再加膏捐，势必人人贩私，徒有加捐之名，而无加捐之实”。信中举例说“江苏徐州府土药，每年收税三十余万金。今年重加膏捐，以原系三十二两之税，已加十二两膏捐。闻又加二十四两，因之土行关闭十多家，土客无人开买”。[48]地方政府机关尚且如此抵触，直接经营鸦片烟土的商人们的态度更是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在两湖、江苏、直隶等地，这伙烟贩的反抗滋事从1907—1909年一直没有停过。